凡勃伦关于炫耀性消费与社会声望的研究在布尔迪厄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布尔迪厄认为，如果说传统社会是靠社会阶级的分化和对立来完成社会演变和重构的话，那么，现代社会则是靠消费、休闲和日常生活的风格的区隔化来完成其社会区分和重构的。生活风格、品位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模式，既是个人和社会集团自我区隔和自我表演的方式，也是社会区分化的原则。布尔迪厄的贡献在于，他确定了“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联。经济支配阶级能够根据其通向高雅文化的途径证明自身的优越性，使其处于上位的位置合法化，而从属阶级的成员不仅受到物质方面的约束，在文化上即在评价上也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不平等体制的种种事实也因此得以合法化。
图4-2 戴比尔斯钻石广告
马克思主义曾准确地强调了经济基础在社会生活中的根本地位，但同时却将利益概念限定在社会生活的物质领域，而将非物质领域看做超利益、无功利的范畴。这一限定无意中巩固了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布尔迪厄则回避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而把经济利益的观念扩展到符号、象征、文化与非物质的方面。在这里，他借鉴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与利益相关的，包括符号的追逐。他把经济计算的逻辑扩展到所有的商品，物质的与符号的，它们都毫无例外地把自己表征为稀缺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值得追逐。如同戴比尔斯钻石广告所说：“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图4-2）
布尔迪厄把资本的概念扩展到所有的权力形式，不管它们是物质的、文化的、社会的还是符号的。个体与群体凭借各种文化的、社会的、符号的资源维持或改进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当这些资源作为“社会权力关系”发挥作用的时候，即它们作为有价值的资源变成争夺对象的时候，布尔迪厄就把它们理论化为资本。他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
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社会资本——它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昂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另外，布尔迪厄还意识到资本最终的、辅助性的一种存在形式，即“象征性资本”，是用以表示礼仪活动、声誉或威信资本的积累策略等象征性现象的概念。它指的是一种把其他主要的资本形式加以合理化、合法化的权力。总的来说，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是“社会物理能量”的一种，它可以以各种形式存在，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特定的兑换率相互转化。
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经济资本在很多时候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也就是说，经济资本处于所有其他资本类型的“最根本处”，而且，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性资本这些非经济的资本事实上是经济资本的“转化与伪装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是对等的，并不是经济资本越多，文化资本也越多。布尔迪厄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历史性对抗”。例如，19世纪下半叶，在文学艺术场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颠倒的经济逻辑”：一个艺术家越是远离经济资本，越是远离社会物质力量的控制，他的文化资本就越雄厚，他在文化场域中就拥有更大的符号权力。实际上，在统治阶级内部，根据其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数量和构成，可以区分出两极三类：一极是拥有大量经济资本的人，即大资产阶级，他们在文化上总的来说是被支配的；一极是拥有大量文化资本的人，即知识分子，他们在文化上居支配地位；居于两者之间，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相当的人，即专业人士，他们在文化场域的话语权亦处于两者之间。
“文化资本”的概念对消费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个概念重新审视了文化与社会阶级的复杂关系，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简单倾向。作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延伸，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更能说明现代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实践。消费作为一种实践，首先是一种形成“区隔”的手段，消费偏好与生活方式实践，与具体的职业和阶层、群体等密切相关。布尔迪厄在《区隔》一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是：人们在日常消费中的文化实践，从饮食、服饰、身体直至文学、音乐、绘画等的鉴赏趣味，都表达和证明了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与等级。因此，在消费实践与鉴赏趣味中流行着的诸如高雅与低俗、内在与外在、精致与粗俗、男性与女性等区分，它们都是作为潜在地制约着我们心理活动的“基本分类范式”而起作用，在背后支撑着它们的是“整个社会秩序”。
布尔迪厄探讨了习性如何对从审美趣味到生活方式的广大领域的阶级差异作出解释。这包括知识分子的禁欲审美主义、中产阶级的矫饰、上层阶级的炫耀卖弄、工人阶级的朴实，布尔迪厄通过一系列生活方式方面的指标来追踪这四种倾向的表现。他指出，日常消费和审美消费一样，同样是为消费主体的社会空间占位所制约的。
以最为普通的饮食趣味来说，它依赖于每一阶级关于身体的观念以及这些食物对于身体的影响，这就是对身体的力量、健康和美的影响。在评价这些影响的时候，在某一阶级看来是重要的因素，对另一阶级来说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不同的阶级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评价其重要性。工人阶级更关注男性身体的力量，因而倾向于选择便宜而富有营养的食品；而中产阶级则偏爱那些美味、健康、低热量的食品，以保持良好的体型。可见，趣味本身会反过来型塑身体，由一种阶级文化转化为“自然”或本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审美消费与日常消费的同源性。但布尔迪厄未能就物品与文化实践意义的某些复杂方面给予充分的揭示。这种复杂性既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从时间上来说，物品在生产、销售、使用等不同阶段的意义是不同的；从空间上来说，同一物品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消费时，其意义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从特殊时空、特殊社会的历史中，找出具有结构性对立和严格等级差异的品位和生活方式的普遍形式。
[1] [美]伊戈尔·科普托夫：《物的文化传记：商品化过程》，杜宇译，见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39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美]杰克逊·李尔斯：《丰裕的寓言：美国广告文化史·前言》，任海龙译，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