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时间的强迫意识不只体现在以生产力为标准的工作范围内，它已经占据了所有生活领域。例如，针对19世纪家庭中的女性认同和家务劳动时间，吉亭斯提供了几个重要观察。她认为加之于家庭劳动时间上的需求，总是与将干净等同于女性认同和阶级的论述有所关联。在这个干净等同于阶级的程度上，女性通常借由她们拥有的膳宿种类、其干净和维护的程度，来区分她们的生活水准和自身。事实上，在19世纪，家庭的干净程度代表了“可尊敬性”，并且被专门定义为女性的工作。在科技以及家事上的发展，对于女性认同的生产有直接的可能影响。家庭化的设备并未节省劳动时间，而是变成女性在追寻干净无垢的家居环境时的必要工具。
图5-31932年美国《文学文摘》杂志封面
20世纪早期见证了家庭新发明更进一步的剧变，并且以节省劳力的装置行销。广告革命赋予电子设备产业力量，认知到家庭作为家电市场的商业价值。例如，1932年美国《文学文摘》杂志封面给人的印象，无论家庭的甜蜜或忧伤，都呈现出一种浪漫气质和女性维度（图5-3）。到了20世纪50年代，广告引导家庭主妇描绘理想的女性主义，广告和完美主义的意识形态合作，试图增加贡献给家庭杂务的时间。因此，虽然家电科技的进步使得花费在完成工作上的时间减少，但是完成工作所需要的品质程度却延长了家务劳动的时间。
20世纪50年代见证了女性期刊开始蓬勃发展以及家庭消费前所未有的上升。在家务电器的设计和生产上的科技进步加速了消费需求，吸尘器和洗碗机等家电被当做节省劳力的装置来促销。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目的是以资本替代家务劳动时间。但是女性文化历史学者也在质疑，究竟节省劳力的家务设备能够真正降低女性贡献在家务工作上的时间到何种程度。家庭新发明的革命并非让女性能够以“家务工作时间”交换“非家务时间”，而是似乎强化了家务劳动的私有化，成为资本主义对于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征收的一部分。“事实上，家庭单位的标准化特征和一致的程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情境，在该情境中，家务劳动时间任意运用的增加可以被传播到消费者市场。广告主因为试图提供大量生产的产品给逐渐都市化和分众化的消费市场，所以逐渐大量地利用新耐用消费品的节省劳力主题。借此，透过大量生产的耐用消费品之消费，广告利用社会的文化矛盾，试图达到个别的区隔。”[6]
图5-4 尼古拉斯·穆雷摄影作品《MCCAIIS家政杂志封面》
在尼古拉斯·穆雷的摄影作品《MCCAIIS》家政杂志封面中，年轻夫妇和一双儿女刚进家门，围在精心准备晚餐的祖身旁。桌上的糕点和水果、女孩懂事的问候、男孩目不转睛的表情、父母发自于心的微笑、花边装饰的窗帘，每一年细节都不遗余力地表现美国中产阶级的富足与幸福。广告画特有的浓艳颜色，刻意标准的神情，这是典型的家政杂志封面（图5-4）。
为迎合消费者对买得起的商品的强烈购买欲，制造商们把生产重点从“销售已生产产品”转移到“生产所需产品”。于是他们纷纷将战时生产所用的新原料、高科技及高效生产系统转用于民用生产。例如，尼龙是为制作降落伞而发明的，后取代昂贵的丝线来织女用长袜。烟雾容器最初在南太平洋地区出现时，被称作“臭虫炸弹”，而加上了一个简单的喷雾器盖后，这一容器应用于喷洒家具油漆、杀虫剂、洗发水和防臭香水等。新型的薄塑料也有了新用途，为从调料瓶到家具的所有物品提供了新原料。泡沫最初是为军事漂流所设计的，当时也有了商业用途，先是被用于植物及工艺装饰，后被用做绝缘体。其他的一些战时发明，如计算器、电子打字机和计算机等也为办公室设施合理化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