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看就是做工：收看电视与工资劳动
当代社会传播媒体的运作，在经济上主要依赖广告的收入。在资本将各种物质条件充作己用之时，收看电视的“主观性”也取得了其客观性质。主观之情而被客观的物质规律所左右，代表了资本的价值形式的更高阶段。其间运作的逻辑，是马克思“劳动力”理论的再次显现。以具体形式来说，意识的过程变成了可以增值的现象，史麦塞因此把现代大众传媒说成是“意识工业”。
麦塞认为，阅听人是一种商品，大众传媒其实就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卖方），而广告商则是买主。他指出，由广告商支持传媒的组织化形式，现在已经普遍化，不仅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而且电影、音乐与表演等也是如此。电视节目就是“免费的午餐”，目的就是尽一切力量把观众吸引到电视机前。因此才有调查公司去调查收视率，然后传媒公司再把观众打包卖给广告商。这时，一个真正的商品——阅听人的收视出现了。史麦塞从经济基础来定位传媒工业，认为阅听人不过是广告商和传媒公司的劳工而已。
阅听人把“收看能力”卖给传媒所有权人，正如劳动者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并且，正如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劳动，收看能力的使用价值在于收看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阅听人的观看就是做工，他不仅在消磨时光，也是在以一种相当确定的方式付出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他观看节目的同时实际上做了广告商所支持的传媒公司的社会化背影。在史麦塞看来，工人下班后的时间，除了睡觉外，都得承受垄断资本主义的消费业和服务业所施加的压力。个人的、家庭的与其他社会交往的需要都必须放到产品和行销的脉络中来处理，在不断承受这些几近泛滥的压力下，个人与家庭的任务基本上成为一种“拷贝”，当阅听人置身其间，形成了他心理的采购单，并把收入花掉时，广告商就从阅听人的观看工作中获取了利益。
循此推论，则构成阅听人“工作日”的只有“广告”时间；电视节目，也就是收看能力的价值，是阅听人的“工资”，也就是传播工业的可变资本。电视节目也同时是再生产收看能力的时间，是“消费”的时间，是不工作的时间。[1]
收看电视与劳动做工还有相近的特征——在执行此活动者的眼中，二者都是“不愉快的”。对许多现代社会的人来说，工作实在不是一种能够让人享受的活动。大体说来，人们工作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自己的职业，而实在是出于必须如此，即为获得工资以支付消费所需而不得不为之。劳动变成一种“异化疏离”的活动。“我们不妨以类同的道理，审度阅听人是以什么态度对待广告时间的。虽然制作广告的费用非常之高（比制作节目还多），但人们还是想尽办法，躲避这些使出浑身解数要吸引人的广告片。”[2]例如，使用遥控器就是助长换台以避开广告的一个主要方式。
传媒在此面临了一个诡异的情况，观众可以收看电视（获得工资），但却不必从事可以产生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工作（收看广告），这种现象自然没有逃脱广告界的注意，近年来，广告商开始觉得传统的“收视率”概念不再有用。收视率所测量的是收看节目的时间，而不是观看广告的时间。因此收视率调查公司展开实验，以新器材和新方法测量收视实况。
如果把阅听人视为自然现象，就应调查包含有价值阅听人和无价值阅听人在内的阅听人整体。然而从市场角度看，这种调查的效率显然很低。而广告商想要的是真正的消费者，也就是有收入且又热衷购买固定品牌的人，这种消费者才是广告商所“觊觎”的对象，是传媒网络所欲卖出的商品阅听人。因此调查公司就是要调查这种特制的商品阅听人，并有效地把商品阅听人从一般阅听人中筛选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