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阶段是“工业社会”。当工业逐渐兴起时，老的氏族文化也就丧失了重要性与活力，因为此时的人们，已经从乡村生活移植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与新的生产模式之中。都市的生活、工厂的劳动以及工作与休闲的分立，在摧毁老的传统并泯除了浑融社区之情。都市化的程度越广越深，村居日常生活的统一与连贯也就越难以依持。从前物质的生产须与手工劳动相联属，现在则变成了生产线上的量产，商品已是无名无姓。因此，老的生活方式所积累的诸般意义，也就无法在这些商品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从前那些个人行为的符码，既然是由封闭的宗教价值观与独具风格的氏族社区所形塑的，也就难免具有高度的限制性，但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已再难存在。所谓工业文明至少包含：不同的族群快速融合而出现的文化相对观；大家庭曾经扮演的经济功能萎缩不振；新形态的休闲时间兴起，其本质为高度的个人化与隐私不再受制于传统流行娱乐方式，也不再受到家庭琐事所展现的集体约束。工业社会的性质是游移转型的，既已无能从过去汲取意义，也无法建构本身的意义结构。新与老的生活方式既已遭遇，文化之沟就于此成形。这种关系可表示为：人—老的思考方式/新的生产关系/文化之沟—物。
第三阶段是“消费社会”。由于有了工业社会的紧张与矛盾，这才有消费社会的出现：市场机能与消费取代了传统文化的功能。传统社会过渡至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出现了裂缝，因此，物以及关于物的论述与表征（广告），纷纷进场填补，同时，社会人在重组之际，不再以社会阶级作为认同的主要标准，而是以消费者阶层来重新进行划分。这种关系可表示为：人—市场机能/广告/流行文化—物。
这说明，消费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生活模式。我们既已知道物品在人类社会、文化及意义的建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地位，那么也可得知“广告的力量”源自哪里。实际上，它的意义并非来自广告商的精诚，而是来自“人们对于意义的需要”。从这个角度说，广告在意识形态上的角色，并非创造需求，也不是左右市场上的占有率，广告之为用，在于“提供意义”。
[1] 《资本论》，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46～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2]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欲三论》，赵蕾、宋景堂译，18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3]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欲三论》，赵蕾、宋景堂译，19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4]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欲三论》，赵蕾、宋景堂译，21～22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5] [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倪伟译，16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6] [美]SutJhally：《广告的符码》，冯建三译，96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2。
[7] [美]SutJhally：《广告的符码》，冯建三译，96～97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