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早期社会的商品不同，现在的商品并不带有生产者及其动机与行为的信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以下这些资讯受到了系统性的隐藏：产品的计划与设计过程；工厂里真实的劳资关系与工作条件；品质管制与自动化程度；对消费者所做的市场营销研究；由于使用特定的工业生产手段对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使用的原料是否能够再生利用；原料产地的劳动者与资方的关系如何，等等。以上因素都已内含于产品，成为产品意义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资讯如果为人们所知，将会影响他们与商品间的互动情况。
试想，如果下列一些意义与某些商品是不可分的，而消费者又知道了这些资讯，那么他们将会有什么反应：某件产品是由某个独裁国家的童工制作的；某些产品是由某些人在每天工作18小时才能换得果腹工资的条件下生产的。这些信息将会大大影响消费的意义以及我们购物的方式，一旦为人所知，就会变成消费者评价产品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看到，一群“反堵”广告者从李维斯牛仔裤广告牌（旧金山最大的广告牌）上垂降而下，将连续杀人魔查尔斯·曼森的面孔贴在上面，借此留下破坏性十足的信息，以抗议制作该品牌牛仔裤之劳工的现状。
实际上，产品的意义要远远超出市场情境中可能得到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已经确保我们无法以系统性的途径完整地得到产品的社会意义。也只有在这种真实意义已经被从商品中掏空的情况下，广告才能“趁虚而入”，以自己的意义填补空间。“商品崇拜的第一要义，就是挖空商品的意义，藏匿真实的社会关系，然后再使想象的/形象的社会关系趁虚而入，在次级层次建构意义。生产虚位以待，广告补注新血；真实在想象遮掩之下，无影无踪。”[6]由于这个原因，看起来琐碎而微不足道的广告才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本质”上，广告替商品披上的外衣并不是虚假的意义，只不过是，广告是在无人的空城，封地自作堡主。人总是人，需要有关财货的意义。传统生产者与财货之间的“有机连带”，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冲击下，藕亦已断，丝也不连。同时，其他可能愈合这个空隙的机构制度（如家庭、社区、宗教），也给资本主义削弱了。广告就此产生了力量，因为有关商品意义，再也无法从其他地方取得。这样的力量，源自人对意义的渴望，总要在一片财货的大海，以符号定着自己的位置。[7]
拜物概念为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及其产品意义的神秘化提供了一个基点，而符号学的视野则有助于我们检视人们从广告中获取意义的过程。加力在《广告的符码》一书中区分了人与物关系的三个阶段，以此探讨现代广告的拜物力量。
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的工业前社会”。其生活格调是乡村与农业的形态，此时的地方社群、宗教与大家庭非常之重要，其休闲与工作足以结合为一个浑融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人与物的关系是由氏族文化来充当中介的。唯有在家庭、宗教与社区这些老的文化形式之上，物的意义才得以具体呈现。这种关系可表示为：人—氏族文化—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