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议题的发声,黄炳培最著名的代表作“红白蓝”系列,最早于2001年出现在他署名“又一山人”所创作的“香港建筑”作品中。当时香港经济低迷,笼罩在一片阴霾的气氛中。“又一山人”有感于此,希望做一个创作,令大家感受到积极的力量,即使在经济环境不佳的现状下也能保持乐观与正面的态度。红白蓝编织布,是香港百姓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和常用的物品,这种三色布,廉价耐磨,坚韧可靠,它会在车站、码头出现,装载衣物与梦想;也会在建筑工地出现,为劳工们提供临时的遮蔽所;它在地摊集市上出现,摊开来便是一张便捷又实用的展示台……“香港建筑”其实蕴涵了“重新建设香港”的意思,“又一山人”希望每一位香港人看到这熟悉的红白蓝袋就能重新找回“我是香港人”的自豪感,重获动力去建设香港。
相同的元素运用在相异的结构中,感觉和调性则大不同。2006年,“红白蓝”的符号出现在路易·威登的服装发布会上,成为最新款包,这个印上了LV邮戳的红白蓝手袋,引起舆论哗然。这是创意的好玩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文本的流动性”在市场营销的网络中起着一种重要的战术功能。有个数年前的老笑话:
两个时尚杂志记者见面了。
记者A:你这个是LV的包吗?
记者B:不是,是路易·威登的。
记者A:哦,我还以为是LV的。
以前,“流行”是要和别人一样,现在“时尚”则鼓吹个人风格不一样的表现。一样或不一样结果其实都一样。所以,曾有中兴百货的广告文案“时尚说:自毁才得永生”。比较令人尴尬的是,“在讲堂上大声疾呼打倒资本家的学者,走下课堂不小心随手就喝了一瓶可口可乐”。[4]就像张小虹所说,面对资本主义的象征布置,我们可以大声批判各种阶级与财富的“炫耀”,但面对资本主义的感性配置,我们却往往百般委曲婉转,无言以对那情感与记忆的“渲染”。
深谙商品资本主义的是德国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和法国理论家罗兰·巴特。前者告诉我们,所有的拱廊街都在我们的五脏六腑;后者告诉我们,所有的理性“知面”都布满情感的“刺点”。广告首先从属于社会学范畴,其次才进入创意范畴。一个对社会发展趋势判断错误的广告不会是个好广告。在中国,广告的发展从《幼学琼林》的启蒙课,已渐至《四书五经》的学问之道。在迈进消费社会的同时,人们很难不被广告的熏风醉倒。如果说文化因情势的刺激而导发种种不同的倾向,那么广告的情势刺激就与消费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消费史,一部佶屈聱牙的人类学著作则有可能在广告中散落珍珠,或被形象化地加以诠释。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在1964年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就说过:“总有一天,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将要发现,我们时代的广告是日常生活最丰富、最忠实的反映,它们对一切活动领域的反映超过了过去的一切时代。”[5]广告的文化表征首先是关于“客体”的论述和形象传播的,要解读广告文化,须以此展开言路。
[1] 转引自[美]大卫·奥格威:《一个广告人的自白》,林桦译,136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2] 转引自[美]大卫·奥格威:《一个广告人的自白》,林桦译,136~137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3] [法]尚·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19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 蔡淑玲:《你的速度必须极慢》,见许舜英:《古着文本》,18页,台北,漫游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
[5]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2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