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西方工业社会的特征是“外爆”，它表现为商品生产、科学技术、国家疆界、资本等的不断向外扩张以及社会领域、话语和价值的不断分化。《共产党宣言》就从生产力的变革和扩大、新的交通与通信方式的出现以及整个世界的殖民化等方面描绘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外爆过程。因此，现代性的“外爆”包括新技术的迅速涌现、产品的不断分化以及商品和服务的持续增加；而“内爆”概念则成为鲍德里亚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的关键词。
鲍德里亚的内爆理论所描绘的是一种导致各种界限崩溃的社会熵增加过程，包括意义内爆在媒体之中，媒体和社会内爆在大众之中。他认为媒介、仿真、超真实和内爆终将抹去私人和公众、内部和外部、媒介和现实的区别。从此以后，在客体的世界中，一切都变成了公众的、透明的、狂热的和超真实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客体世界正在获取着魅力和**力。
（三）拟像主体和场地美学
在《致命的策略》一书中，鲍德里亚宣称客体对于主体的胜利。表征性主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理解世界时，再也不能以为康德的时间、空间、因果律等范畴是通向真理的必要的普遍途径了。鲍德里亚以此暗示，主体已不再提供一个理解现实的制高点了，这个特权位置已经转向客体，尤其是超真实的客体、仿真的客体。鲍德里亚提出客体的逻辑以便取代主体的逻辑，这便是他的“致命策略”。在这个世界中，主体性已经分裂并消失了，一个新的经验领域出现了。主体，这个现代哲学的宠儿，就在鲍德里亚形而上学的设想和客体的胜利中被打败了。客体就是主体的致命所在，而鲍德里亚的“致命的策略”就是一种对于仿真策略和客体诡计的表达。
在“平庸的策略”中，主体相信自身总是比客体要更为聪明，更为专横和高等；而在“致命的策略”中，客体总是被认为比主体更为精明，更为愤世嫉俗，更为杰出和高等。考虑到客体不断增长的至上地位，鲍德里亚想要让我们放弃主体，站在客体的一边。
道格拉斯·凯尔纳评论说：“除了荒诞玄学之外，看起来鲍德里亚正在努力，想通过完全走向另一端，以终结自笛卡儿时代以来就一直控制着法国思想的主体性哲学。笛卡儿的邪恶禀赋，即他的罪恶天分，就是主体的诡计，它想引诱他接受不清晰的东西，但是它也是笛卡儿最后能够战胜的。鲍德里亚的罪恶天分就是客体本身，这个客体比笛卡儿所面对的主体的仅仅认识论上的幻象更为邪恶，这个客体也为我们构成了要求主体性哲学终结的致命天数。从此以后，按鲍德里亚的看法，我们就生活在客体统治的时代中。”[9]
主体在拟像和超真实中被解构，鲍德里亚由此表达的不过是主体在消费社会、媒介景观以及后现代文化中的新境遇。由文字阅读转向图像阅览，势必要求主体相应地发生改变。如果与文字和印刷文化相对应的是理性的、工具性的主体，那么与拟像和电子媒介文化相对应的则是一个感性的、流动性的主体。如果前者是现代性主体，那么后者就是后现代性主体。
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将图像与符号的后现代指向发挥至极端，因而“拟像主体”将可能是纯粹的或者最大程度上是后现代性的。这个主体不再是传统认识论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自觉的主体，不再是“纯粹理性”或“先验自我”，在这个意义上，“人”正在接近其终点，“人”已成为“最后的人”。就像福柯在《词与物》的结尾处所说：人将像海边画在沙滩上的面孔那样被抹去。这种取代“人”而成为新知识原则的东西就是语言、媒介、拟像等客体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