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运用细胞分裂这个比喻说明，文化也是无限可分的，它可以像癌细胞一样不断分裂再生，从特殊走向普遍，从稳定走向不稳定，这种发展过程充满随意性，其结果不仅可能会导致与系统预期目的完全相反的结果，而且组织原则也完全不同。这里不存在超然之物，甚或对这种超然之物的希望，存在的仅仅是永无止息的增生和扩散。所有的事物，从DNA到艾滋病再到电视图像，都遵循着这种模式。从更为一般的角度来看，符码则正在像它现在抓住社会世界那样永无止息地增生、扩散。在这个阶段，我们正处在差异的终结点上，所有的事物都相互渗透。我们正处在超政治、超性别、超审美的时代。因此，所有的事物都是政治的、性的、审美的，结果也就没有什么事物是政治的、性的、审美的。这种存在于所有层次的相互渗透中的一种主要力量就是媒体以及更为一般的沟通。
鲍德里亚拟像序列的主要功能就是挑战传统意义上的层次划分，即认为“现实”比“现实的复制”更为根本和稳定。因为技术的发展不断表明，新的模仿方式对关于原创及原创性的传统观念构成了尖锐的质疑，使得拟像很难与现实区分开来，甚至比现实本身更加真实。
其实没有必要把这看做对现实的令人沮丧的否弃。事实上，思想史上就不曾存在一个完全不受质疑而被普遍信任的关于“现实”的定义。柏拉图关于现实和幻觉、原作和摹本之关系的理论，首先表明他知道现实的本质，并促使他去说服别人相信其知识的合法性。然而，假如现实如柏拉图所宣称的那样是一套纯粹而又永恒的理念，那么就没有必要在令人迷惑的仿像的威胁下来保护现实了。
同样，鲍德里亚的理论也一定不是尽头，未来的模仿技术将有可能彻底修正人们对于现实的理解，从而大大超出他的设想。鲍德里亚的拟像尽管是以幻觉的面目出现的，但他在《完美的罪行》中的警句“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6]，已经逐渐被人们接受并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技术的发展日益将现实从传统的可靠性和确定性的观念中分离出来，这种状态无疑会持续下去。
（二）超真实和内爆
在鲍德里亚看来，西方的全部信念似乎都押在所谓“表征”这一命题上，即一个符号可与一个深层的意义进行交换，而且这一交换是得到“上帝”的保证的。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当“上帝”也是可以模仿的时候，即当“上帝”也被降格为构成信念的符号的时候，那么整个语言系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它变成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庞大的幻象。这样，它也就谈不上真实与否，因为它不再与“真实”发生交换，它只与它自身进行交换，在一个没有所指、没有边缘的循环体系中与它自身进行交换。鲍德里亚说这就是“仿真”，一种与“表征”相对的“仿真”。过去把符号等同于真实，这就有了“表征”，尽管这种等同本身是乌托邦式的——因为符号根本不等同于实在，但这一作为认识假设前提的“等同”，便成了意义交换之所以可能的最基本支撑。而“仿真”则是从乌托邦的等同再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发展到对一切所指都宣判了死刑的地步。在《仿真与拟像》一文中，鲍德里亚提出这样一个发展转变过程的4个承递阶段：
1.它是对某种基本真实的反映。
2.它掩盖和篡改某种基本真实。
3.它掩盖某种基本真实的缺场。
4.它与任何真实都没有联系，它纯粹是自身的拟像。[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