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独立发挥功能的社会领域，认为无产阶级要在整个社会或国家居主导地位，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领导权”。他把国家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政治社会，其性质是统治，其功能是强力压制，它依赖于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治法律机构。另一个层面是市民社会，其性质是调和，其功能是争取同意，它依赖于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5]所以，葛兰西说国家在其完整意义上是“专政+领导权”。他指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不同，警察、军队、监狱等强制性力量对它毫无用处，市民社会的运作无须惩罚或强制性的义务，它以习惯、思想和行为方式、道德等的进化形式来施加集体压力并取得客观效果。任何国家都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都在强力统治和领导权之间保持平衡。由于历史的发展，这种结合和平衡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
在前资本主义的国家中，政治社会压倒了市民社会，强力统治对领导权处于优势状态，统治阶级毫不掩饰在意识形态上确立自己与从属阶级的差别，并用强力机构来保证这种差别。资本主义的诞生把这一切颠倒了过来。资本主义的国家不仅以强力维持自己的统治，而且更注意争取民众的同意，统治阶级自诩为整个社会的代表，并极力在意识形态上同化其他社会阶级，造成整个社会的一致。于是，国家的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种变换：政治社会作用的降低和市民社会作用的提高。[6]
葛兰西与早期马克思主义冲突的分歧，在于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与其说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统治，不如说体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就是说，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争夺整个社会道德的、文化的、知识的，因而也是政治的领导权。葛兰西强调，资产阶级之所以可以成为领导阶级，前提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容纳对抗阶级的文化和价值，为它们提供空间。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不在于消灭工人阶级的文化，而在于联系工人阶级的文化形式，并且在这一形式的表征中来组建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它的政治属性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改变。
接纳对抗阶级的文化因素，一个结果是“资产阶级文化”不再纯然或者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了。相反，它是来自不同阶级区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的一种有机结合。如果说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指的是统治阶级的谈判过程：统治阶级试图同对抗阶级的文化进行谈判以赢得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那么同样确实的是，被认同的便是统治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种“谈判版式”。
二、日常生活实践：消费作为生产
（一）编码与解码
在阿尔都塞和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斯图亚特·霍尔从媒体研究中发展出“编码/解码”的模式。霍尔《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的中心内容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他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的循环模型具体化，用以分析媒体如何编码产生信息、信息如何流通、受众如何使用和解码信息以创造新的意义。
这也是霍尔“接合理论”的具体应用，接合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在各种要素或组成部分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的实践活动。这些“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定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