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并“购买”，在妇女作为消费者的活跃的角色中引发了一种相应的解放。19世纪，随着女性进入劳工市场，随着她们在家庭中管理地位的上升，男性对花钱的控制权受到了削减，对此关注的表达融入到更公开的、有性征的叙述当中。许多对女性和购物行为的论述显露出一些对性别的恐惧和敌意因素。百货商店被指控有“放纵的**”。米勒在对巴黎的百货公司的描述中，宣称女性能从对丝绸的抚摩中获得更多的“能激起情欲的感觉”。这些性别意义上的暗喻，同时包含了被动和能动的因素，前者暗示着害怕天真的女人会被引诱和强奸，后者则暗示了商店会释放出不受拘束的性欲及一种不祥的犯罪倾向。
埃米尔·左拉在《妇女乐园》中也描写过女性顾客“渴望的垂涎的目光”，和被“色情的”、“诱人的”商店世界搞得挥霍无度的危险。这部小说的主要场所是靠女人的身体来推动的百货公司，它表现于衣服和饰物之中以及广告和展览所造就的对于商品的不可控制的欲望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妇女乐园》是一部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杰作，由于这个市场所迷恋的商品是女人的衣物，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拜物教和弗洛伊德式的恋物癖就在这里会合了。
“妇女乐园”的运作原理实际上就是女人的**，而**就在于制造欲望，这样，购买必需用品就被追逐“无用的”、“诱人的”东西所取代——它们界定并创造了女人社会性的、性欲化的身体。左拉以此方法刻画了其小说中大减价时的女性购物者，将其描绘成具有进攻性的性感贪婪的民众。她们突然攻夺了整个空间，在那儿安营扎寨，就像一个入侵的游牧民族，当那里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一样：“她们缓慢地前进……感到热量紧紧贴身；她们得到满足的欲望享受着人群中痛苦的挤入，而这又激起更强的好奇心。在这一大堆混杂的女性中，有穿着丝绸的女士、打扮寒碜的中产阶级女性和没戴帽子的女孩，她们都非常激动，被同样的热望搞得兴奋忘形。而一些男人，被淹没在漫溢的**下，到处投射着欲望的一瞥……”[3]
这些描述反映了男性对吞噬一切的女性化的恐惧。男性既感到丧失了对女性购物者的控制权，又对她们不受约束的性感欲望非常恐惧。在面对新的消费给予女性的不断扩张的自由和权力时，他们深感嫉妒与焦虑。“男性无意识地将女性购物者当成前俄狄浦斯的**崇拜的母亲，整个过程中都贯穿着受威胁感。这种解释，让人们意识到，对消费的依赖之恐惧和同样的对消费的贪婪说明了许多男性内心不断挣扎的矛盾心理。”[4]正是在这个舞台上，大量普通妇女深受现代性过程的影响。百货商店是19世纪晚期以来消费文化的集中表现；它是新“视觉政体”中视觉普遍存在的示例，也应该被读解成制造了女性体验同时也被女性体验制造了的现代性的一个原型之地。
1905年的一部电影《盗窃癖》在当时非常流行，它讲述的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女人，对自己从百货商店偷了一样小东西感到很羞耻，但没有被告发；另外一个贫穷的女人，偷了一条面包，也感到很羞耻，结果却被起诉了。这反映出，百货商店的商业操作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它签署了欲望产生的许可证明；另一方面又拒绝起诉“受人尊敬”的顾客的偷窃行为。
当消费社会的批判性话语，把物质女人定义为精神沦丧的无可救药的族类的时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物质和女性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我们已经很难从精神维度本身，来谈女性的精神解放。就像在电视剧《欲望都市》里，物质已成为女人心理和精神危机的解决之道，而不是如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物质制造了精神危机。因为一双漂亮的皮鞋，可以让孤独走开。这和贫富差距没有多大关系，穷女人和富女人都可能以她们的天赋——精致和敏感，和物质达成某种亲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