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王的文物主要是在希拉康波里出土的蝎王权标头及其他器物。[26]蝎王的存在也已经没有什么疑问。关于他的活动，从蝎王权标头上的浮雕可以看到，他曾领导过胜利的战争，打败了以田凫为标志的平民和以九弓为象征的“外国”，而后举行了农耕仪式，或神庙奠基仪式，或开渠仪式。在图拉出土的文物上有蝎子的名字的符号，表明他可能远征至三角洲与河谷交界的地方。至于蝎王统治的地区，即他仅仅是上埃及之王呢，还是已经是上下埃及之王，还有不同看法。波斯托夫斯卡娅认为，蝎王权标头仅剩下1/3，在已经丢失的那一部分上，很可能还有一个头戴红冠的蝎王像，而现存的部分上是一个头戴白冠的蝎王，再加上他已经远征到了图拉一带，甚至可能到达三角洲地区，因此，他可能已经是上下埃及之王了。
图3.6 蝎王权标头上的浮雕
恩格斯指出，国家与氏族制度之间的不同点之一，是公共权力机关（军队、警察和法庭等）的形成，而公共权力机关是由官吏来管理的。所以，在公共权力机关形成的同时，就是国家形成的同时，官吏队伍也一定形成了。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27]
在格尔塞时期，官吏队伍是否形成了呢？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刘文鹏认为已经形成了，他的依据是蝎王权标头上有由国王和官吏组成的贵族阶级。而波斯托夫斯卡娅则认为尚未形成，她说：“但是，在‘蝎子’时候的文物中，还没有任何能证明国家机器存在的事实。诚然，在图拉出土的铭文中也有了可以解释作‘h，t，-c’称号的变种的符号。然而，为了证明这种解释的正确性，必须吸收头两个王朝的全部铭文资料。……但即使成功地证明图拉出土的铭文中的象形文字应当注音为‘h，t，-c’，这也还不一定意味着‘h，t，-c’在这里就被理解为国家机关的官吏，并且在那时已经存在这样的机关：很晚时期宗教仪式中‘h，t，-c’所起的仪式职能显然证明，这个称号是起源于原始公社时期的，当时，大概是部落的负责人之一。”[28]
以后的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表明，在蝎王权标头上的国王的持扇人和给国王提鞋的人都是国家官吏和贵族。而这些人也在第1王朝时期的纳尔迈调色板和权标头上出现过。
当然，在格尔塞时期，埃及的国家刚刚形成，国家机器刚刚从氏族制度中脱胎出来，因而不可能很复杂，官吏队伍的规模也不可能很大，国王既是军事首领，又是行政首脑，还是祭司长，其权力相对来说并不大。
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这也是阶级和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那么，在格尔塞时期，出现文字了吗？古代埃及文字出现于何时？学者们对此也有不同的观点。
鲍姆加特认为：“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居民把文字引进了埃及。”她认为文字不是埃及人自己发明和创造的，而是从外部传进来的。但她承认当时埃及已经有了文字。[29]
刘文鹏也认为，在格尔塞时期埃及已经有了文字。他认为在涅伽达文化Ⅱ时期，即前王朝时代末期，埃及已经出现了文字。在这个时期的某些器皿上的绘画，可能像图画文字一样，具有一定的意义，而在某些墓墙上还出现了类似象形文字符号的文字。到了涅伽达文化Ⅱ的末期，显然在好多文物上，包括一些调色板在内，都可以见到象形文字的符号。[30]
由于波斯托夫斯卡娅认为在格尔塞时期还没有形成国家，因此，她也就认为当时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她认为，在蝎王时代，“产生于社会分裂为相互对立的阶级基础上的，……为了剥削者少数的利益而钳制被剥削者多数的国家，在这个时期还不可能形成。在那时还很拙劣的文字水平发展也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众所周知，文字发展是同国家的形成同时进行的，因为它构成了国家机关的不可缺少的需要之一”[31]。她在另一个地方还说道：“在萨卡拉发现的第1王朝的王墓证实了早先知道的我们对文物所产生的这样一种印象，即文明发展的这些最重要的成就是在极短的时期里达到的，是在第1王朝的头两个国王统治时期里达到的。这个印象首先是建立在这时文字发展方面发现的这个过程的基础之上的（从阿哈印章上的半是图画半是文字到登的铭文中广泛地运用音符）；其次是建立在这个短时期内政权机关结构方面的那些重要变化的基础之上的。……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方面如此激烈的变革，发展过程的神速……不应当引起惊异，在这个国家形成时期来说，这完全是合乎规律的。国家的形成是最大的变革，它给了新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强有力的推动。贵族夺取了政权，这成了他们剥削国家其余居民的工具和急速致富的源泉。国家的产生促进了在尼罗河河谷的条件下迫切需要的国家的统一。整个国家统一在集中化的君主专制的保护之下，首先促进了新社会制度的巩固：年轻的国家从国王登时起，已经开始进行掠夺战争（在全国范围内），这也促进了统治阶级财富的增长。”[32]
可见，在埃及文字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算进入文明时代的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