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柴尔德，他虽然提出了在涅伽达文化Ⅰ时期有了私有制的萌芽，以及奴隶制出现的事实，但他同时又认为，到涅伽达文化Ⅱ时期“所有这些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成就，促进了格尔塞时期埃及富裕的增长。很可能，财富现在分配得不像过去那么平均了。在墓的大小的差别和陈设方面使人们认为公社成员至少分成了比较贫困的和比较富裕的……但尽管墓穴建筑有这样的不同，在其中的陈设上的不平等还没有达到证明格尔塞居民分成领袖与普通公社成员的程度。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每一个村子还属于有自己图腾的单个氏族的村子”[8]。根据图拉南部（在那里也发现有蝎王名字的铭文）的资料，和同时期的阿布西尔·埃勒-麦勒克的资料，波斯托夫斯卡娅也认为，“当时（按：即蝎王时代）已开始了财产分化的过程，以及自然而然的，阶级分化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这些陵墓的遗物还没有提供出象第1王朝时期那样激烈的财产不平等的情况”。“在图拉……其墓的大部分是简朴的坑穴，其中有些墓中发现的骨骼，仅偶尔用席子卷了起来；墓地南部只有几个墓看来是用砖砌成的。但它们也很少，且只有一个墓室；墓上面也没有覆盖物；在这里发现的陶器，基本上也全都属于前王朝的陶器类型，与第1王朝时期通常精心制作成的陶器截然不同。”阿布西尔·埃勒-麦勒克墓提供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因此，她认为，物质遗物资料证明，“在蝎王时代，在臣服于他的地区里，阶级分化才只是萌芽”。[9]
波斯托夫斯卡娅也不同意伽丁内尔关于这一时期存在用凤头麦鸡（田凫）表示的平民和贵族对立的观点。同时，她认为，格尔塞时期的陵墓遗存不能反映财富的极大分化，从而排除在那个时候存在阶级和国家的可能性。我们只能假定，当时赖赫依特是一种人种术语，很可能是部落的名称，而“蝎子”是其领袖。[10]
其实，在格别陵发现的一段亚麻织品上的画，已经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埃及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在这块亚麻织品上画有两艘船，其中一艘上画着一个坐着的人，他的双手放在膝上，在船尾有舵手，画上的桡夫没有保存下来。在另外一艘船上画有桡夫，他们留有胡须，这为该亚麻织品的时代定在前王朝时期提供了根据，因为在古王国时期及以前，除了贵族以外，埃及的男人们一般是不留胡须的。那个坐着的人显然是一个贵族。因为只有他坐着，别人都在划桨或掌舵，这表明他的社会地位高于其他人。而且，也只有贵族才可能拥有这样精美的亚麻布，并在上面绘有图画。其他那些人显然是平民。[11]
图3.4 亚麻织品。都灵埃及博物馆藏
此外，前王朝时期的战争性质也与这个时期的情况相符。反映这个时期的战争的文物不少，如阿拉克刀柄上雕刻的水陆战图、画墓中的水陆战图、公牛击敌调色板上公牛击敌的雕刻、战场调色板上雕刻的鹰狮击敌的画面等。这些文物上的雕刻和绘画反映了小国之间或小国联盟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扩大疆土，掠夺财富。
由于战争的增多，埃及开始出现了有围墙的城市。萨维里耶娃认为，早在公元前5000年纪，埃及就已经有城市类型的设防居民点。而在古王国时期，孟菲斯和一些诺姆的首府就已经是国内重要的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这些也可以看出，埃及也经历了其他近东国家所走过的城市国家的发展阶段。[12]
关于城市的出现，这时的城市多半是建立在交通要道上，而且由于战争频发，所以都用围墙包围着或用壕沟包围着，这从当时出现的城市的象形文字符号可以看出。这时的城市既是王宫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所在地，也是该国所崇拜的主要神祇的神庙的所在地，像涅伽达、希拉康波里等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