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恩格斯指出：“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2]
列宁说：“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注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有在社会划分为阶级，即划分为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些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些集团的劳动的地方和时候，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3]
所以，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首先是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
关于私有制的形成，在埃及，私有制的萌芽是在阿姆拉特时期，而私有制的确立则要到格尔塞时期，与阶级和国家的形成大体一致，国家的重要作用正是为了保护私有制。
私有制的出现和确立，在埃及也像别的地方一样，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结果。例如，铜制工具的使用增多[4]，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手工业及交换的发展。这时，在埃及，内部的交换行为也已存在。[5]交换行为的发展必然促进私有制的确立。
在前王朝晚期，埃及人开始使用圆柱形印章。阿什莫林博物馆收藏有一枚这个时期的圆柱形印章，这是我们见到的古代埃及最早的印章。该印章上面的图案是鱼和芦苇，这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毫无疑问，印章是私有制的产物。
关于阶级的形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都指出，阶级的形成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一是公社内部分化出平民与贵族；二是战俘变成奴隶。在涅伽达文化Ⅰ时期的文物中我们就见到了被捆绑着的战俘的形象，在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文物中也有抓获俘虏的情景，以及被抓获的战俘的形象，还有奴隶劳动的浮雕（蝎王权标头）。有学者认为，在蝎王权标头上劳动的奴隶并非埃及人，而是被抓获的战俘。有奴隶就有奴隶主，当时的国王和贵族就是奴隶主。
关于贵族与平民，二者是在氏族内部分化出来的。贵族不仅可以占有较多的土地和其他财富，而且可以占有奴隶，成为奴隶主。英国著名埃及学家A.H.伽丁内尔在《古代埃及词源学》（AncientEgyptianOnomastica）中指出，贵族的象形文字的拉丁文注音为Pct（帕特），平民的象形文字符号为田凫，其拉丁文注音为rhyt（赖赫依特）。[6]
图3.3 调色板上的雕刻——田凫
《世界上古史纲》一书认为，贫富的分化和贵族与平民的分化发生于涅伽达文化Ⅰ时期：“涅伽达文化Ⅰ时期，坟墓规模有大小之别，反映了居民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现象。尤其是在最大的墓中还有巫术用品以为附葬。这种大墓的所有者，可能是巫医或宗教事务人员，甚至也可能是氏族首领……显然是从公社中分化出来的脱离生产劳动担任社会管理的专职公务员。”[7]
不过，关于涅伽达文化Ⅱ时期（格尔塞时期）财产符号和阶级分化的程度，埃及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