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格尔塞时期，由于国家刚刚形成，国小民寡，阶级关系还很简单，阶级矛盾还不甚尖锐，阶级斗争的规模也还不大，因而国家机器也还相对薄弱，王权还未强化，还带有浓厚的军事民主制残余的影响，还受到可能存在的贵族们的制约。那么，在早王朝时期，埃及的国家机器就随着版图的扩大，人口的增多，阶级关系的复杂，阶级斗争规模的扩大而日益加强，日益庞大和复杂。尤其是王权，逐渐摆脱了贵族们的约束，摆脱了军事民主制残余的影响，一往直前地发展起来，并逐渐被神化，成为埃及国家机器强化的显著特征。
一、国王地位的提高
虽然在蝎王权标头上我们已经看到国王的形象比其他人高大得多，但是，他终究还不是全埃及的国王。为了征服和统治全埃及，蝎王及第1王朝的国王纳尔迈等人还必须联合一些小国，他们相对这些小国的国王和贵族还未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还处于联盟者的地位，最多不过是联盟的领导者，而尚未成为专制君主。《剑桥古代史》指出：“各个调色板上的场面的意义，如果不是使人想起这些诺姆（以其旗帜为标志）表明了在物质上对统一的贡献的话，是很难理解的。尤其可能的是，它们意味着，希拉康波里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国王还不是后来全能的专制君主，而毋宁说是作为反对一个共同敌人的各诺姆的联盟的领导者。”[25]
但是，蝎王和纳尔迈等人虽然是同盟者，但他们在同盟中已经不完全是与他人地位平等的一员，其他同盟者未必能和他们平起平坐，他们可能已是同盟中的霸主。尤其是，随着在他们领导之下进行的统一战争的胜利，他们的地位也就更加不同，他们逐渐地由联盟的领导者变成了联盟的统治者。更因为他们长期地占有领导地位，其势力会不断增强，势必使这种变化成为必然的。因此，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地看待国王的地位，不能认为第1王朝开始时期的王权同第2王朝末期时的王权还是一致的。事实上，早王朝时期反复进行的统一战争的结果，是许多小国的灭亡，是许多小国国君和贵族的灭亡，一些原来的同盟者也可能被削弱，甚至被消灭。而这一切的结果，必然是领导统一战争取得胜利的国王的权力的加强。更何况，在长期的战争中，一些同盟者的军事力量很可能被领导这一战争的国王所控制，战争的胜利又必然会大大提高这些国王的威望。他们甚至被神化。因此，在早王朝末期，未曾发现过像前王朝和第1王朝时期的猎狮调色板、战场调色板、蝎王权标头、纳尔迈调色板、利比亚贡赋调色板等文物上所反映出来的同盟者“平等”出现的场面。实际上，在蝎王权标头、纳尔迈调色板上反映的蝎王和纳尔迈等与其他那些诺姆的国王的关系已经不完全是平等的了。
二、世袭权力的形成
原始社会晚期的军事民主制时期是选贤与能，但被选举的已经多半不是普通的氏族成员，而是贵族，并逐渐向世袭制转化，即军事首领（巴赛勒斯或“王”）多半是出自一个或几个贵族家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雅典和罗马，形成了共和国，选举制还保留着。但在其他很多地区，王权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在逐渐加强，世袭制代替了选举制。在埃及，前王朝时期的情况不清楚，没有资料说明国王究竟是选举的还是世袭的。但是，从第1王朝开始，显然已经是世袭制了（有学者认为，古代埃及王位世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母权制的影响，其表现形式就是王位也可通过女系往下传）。一个王朝的国王、基本上是出自一个家族。例如，阿哈是纳尔迈的儿子，登是捷特和王后麦伦特之子（麦伦特可能还做过摄政王，她有自己的金库），舍麦尔克赫提则是阿涅德吉布和王后塔尔舍特（Tarset）之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