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野生的禾本科植物，温多尔夫等人在库巴尼耶晚期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的炭化植物纤维和炭化大麦粒即使不是栽培的，也必定是野生的禾本科植物。开罗大学的N.E.哈迪迪在亚历山大里亚西部台地某些绿洲中也发现了野生的大麦；在图什卡发现了一些禾本科作物的花粉；在伊斯纳也发现有粮食作物的花粉等。这些事实说明，埃及存在野生的禾本科植物，因而，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埃及也可能从采集经济发展到栽培农作物。而在埃及的中石器时代，埃及人有了丰富的采集禾本科植物的知识，他们也完全有可能经过长时间的摸索，认识到禾本科植物的生长规律，从采集野生的禾本科植物发展到栽培植物。因此，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埃及的农业是外来的，但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埃及农业起源于本地。[8]
关于埃及农业起源外来说，却缺乏过硬的根据。
二、阿姆拉特时期的埃及（公元前4000—前3500）——埃及氏族制度解体的朕兆
阿姆拉特（Amrat）时期又称涅伽达文化Ⅰ（Nagada Ⅰ）时期。阿姆拉特在阿卑多斯附近，其遗址是1900年由旺迪耶发现的。涅伽达遗址是彼特里在1894年开始发掘的，总共约有2万个墓穴。在一些遗址中，阿姆拉特文化层与巴达里文化有直接的联系，可以说，阿姆拉特文化在时间上是直接继承巴达里文化的。
图2.4 红陶女人像。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藏
阿姆拉特时期陶器的制作比巴达里时期进步了许多，如在涅伽达发现的陶瓶上，有用白色线条画出的山和动物的画，它虽然仍然是手工制作的，但十分精美。陶塑女人像也非常漂亮。有石制权标头被保留了下来。还有用费昂斯（faience）制作的小鹰等工艺品。在一些调色板上有精美的浮雕，如猎狮调色板和动物纹调色板等。
在阿姆拉特时期，埃及虽然仍是混合型经济（包括农、牧、狩猎、捕鱼和采集于一体的经济），但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增加了，居民点增多了，一个居民点存在的时间变得长久了。这表明了农业的发展，生产力的总的增长，从而出现了真正的定居。这时人们生活的地区接近于尼罗河，利用自然灌溉的土地。畜牧业在这时已不仅是为了肉食，也为了得到奶。
图2.5 陶瓶。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藏
图2.6 权标头。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图2.7 猎狮调色板。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图2.8 动物纹调色板。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藏
这时的埃及已经进入金石并用时代，人们发现有铜制的带索的渔叉。埃及人已会开采燧石，用以制作石瓶。埃及人用已经驯化的驴和纸草船作运输工具。在通往红海的瓦迪-哈马马特通道上，人们发现了几个可能属于这个时期的居民点，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商队的驿站，这反映了尼罗河流域同红海联系的加强。
在属于这个时期的墓里的陶器上均刻有符号，同一墓里陶器上的符号都相同，可能说明它们是同一个人的，而不同墓里陶器上的符号则不同，说明它们属于不同的人，这表明了私有制的萌芽。马迪耶认为，私有制的出现与畜牧业有关，发生在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时期。在埃及，就是在涅伽达文化Ⅰ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