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所见的土地买卖契约中，能够确认卖主身份的都不是自己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在古巴比伦时期确实有很多土地买卖契约没有显示卖主的身份，国内有学者推断说他们大多是一些普通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或者因为贫穷或者想要转移所负担的国家义务而出卖自己的土地”[144]。首先，对于他们的身份，这仅仅是猜测，目前还缺乏材料的支撑；其次，即使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也无法确认他们是自耕农，更无从判断他们出售土地的真实目的，或许是投资经营也未可知。
另外，从土地买卖的价格来看，古巴比伦时期的土地价格相对稳定，这也是经济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表现。
二、土地的经营形式——租赁制
租赁制渗透到古巴比伦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普遍采用的经营方式，因此成为人类早期诸文明中最奇特的现象，也成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最重要和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将成为我们判断古巴比伦社会生产方式乃至社会性质的主要依据；它的奇特性则表现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遍建立之前，这种类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稀缺性和独特性。
（一）农业租赁制——古巴比伦社会租赁制的核心之一
可以说，一部《汉谟拉比法典》就比较全面地为我们揭示出了古巴比伦社会普遍的生产方式——租赁制的整体面貌。通过《汉谟拉比法典》我们看到，租赁制是古巴比伦社会农业、商业、手工业、房地产业甚至“金融业”（信贷）普遍采用的经营方式。关于古巴比伦时期工商业文明的特点，尤其是《汉谟拉比法典》中的相关内容和租赁制，我们在上文已有较详细的论述。《汉谟拉比法典》第71～78条对房地产（居民住宅）的买卖与租赁做出了法律上的规范，虽然其中的第72～77条缺失，但根据《汉谟拉比法典》中内容一贯的逻辑性判断，由于第71条和第78条是有关房地产买卖与租赁的，所以夹在这两条中间的第72～77条所涉及的内容应该是一样的。信贷或贷款也可以被看作某种形式的租赁，所不同的只是其所租赁的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而且在古巴比伦社会还包括金属货币和实物货币（通常是大麦）两种形式。法典第89～96条则对信贷或贷款，即通常人们所愿意指称的高利贷业务进行了规范，虽然商人塔木卡成为法典中的“银行家”或放贷人，但在实际经济领域中，从事这种信贷业务的不仅仅是商人塔木卡，至少纳第图女祭司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在此领域也十分活跃。
关于农业领域的租赁制，《汉谟拉比法典》为我们提供了整个农业产业链的全貌，包括土地和果园的租种（第42～47条）、租种土地和果园资金的借贷（第48～52条和第66条）、租牛耕田（第244～252条）、租用其他牲畜和生产工具等（第268～272条）、保管粮食或租用粮仓（第120～126条），以及雇工耕田（第252～258条）等。《汉谟拉比法典》的这些规定，与古巴比伦时期的社会经济实践是相吻合的。在全农业产业链的租赁制之中，最核心的无疑是土地和果园的租赁与耕种，《汉谟拉比法典》为我们提供了古巴比伦社会两种形式的租赁与耕种方式。一种是田主仅仅收取租金的单纯的租赁制；另一种是田主参与分成的“混合”租赁制，这种“混合”租赁制究其实质就是合伙制经营。
第45条：如果一个人以收取租金的形式将田租给农人耕种，并且收到了其田租，其后田地被暴风雨淹没或被洪水冲去，那么损失归农人。
第46条：如果他不是收取租金，而是按收成的1/2或1/3出租田地，则农人与田主将按约定比率分享田中收成的大麦。
第47条：如果农人前一年没有收回其投资，因此说：“田，我还要种。”那么田主不得拒绝，他的农人将再耕种其田，收获时他将根据契约收取大麦。[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