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室书信是国王处理外交事务和管理其庞大王国的重要手段。根据写信人和收信人的情况，这类书信主要包括国王写给另一个国家国王或宫廷之间的书信，国王写给大臣要求查办案件或督办重要事项的信件，大臣写给地方官员命令回复公民投诉或办理重大事项的信件，地方官写给大臣的回复信件，大臣写给国王的回复信件，公民写给大臣的投诉信件，公民写给国王的投诉信件等。以汉谟拉比王为例，他经常写信给两位大臣：一位是卢尼努尔塔[65]，另一位是辛伊丁纳姆[66]。前者可能官居宰相，地位显然高于后者；后者可能只是专门负责某一领域工作的大臣，他经常受到汉谟拉比的书信斥责，而汉谟拉比对一些事情的处理，包括对辛伊丁纳姆办理的冤假错案的处理，往往都要征求卢尼努尔塔的意见。卢尼努尔塔经常写信督促办事的一位地方官员是拉尔萨的沙马什哈西尔[67]，其中有些涉及的是土地分配问题[68]、土地所有权问题[69]、土地纠纷[70]和其他案件等。在王室书信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一般公民写给国王的信以及国王写给其大臣要求处理公民“投诉”的信件，这样的“下情上传”和“及时处理”，也是这个社会以人（阿维鲁公民）为本的反映，是其文明程度和开化程度的一个写照。
（二）外交书信
外交书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定时代国际交往、民族与文化交融以及经济交流的基本状况。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古巴比伦时期发达的对外贸易和强盛的国力，使得楔形文字成为古代近东国际外交和商业来往中使用的语言，书信无疑是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而楔形文字则是当时古代近东共同采用的“世界语”。即使是在其国力已经走向衰微的古巴比伦时期的末期，楔形文字书信仍保持着其国际影响。来自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即著名的改革家埃赫那吞）的首都埃赫塔吞[71]的“阿马尔那文书”便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出土的400余封国际外交书信反映了“公元前第14世纪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72]，反映了埃及在那个国际化时代所享有的尊贵的地位，但几乎所有书信都是采用阿卡德语楔形文字书写的泥板文书，又“正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在整个东地中海世界具有普遍影响力的证明”[73]。
（三）商业书信
楔形文字和阿卡德语的广泛使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美索不达米亚商人们的国际活动和贸易路线以及他们所建立的殖民地密切相关，而它们无疑也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在迄今发现的楔形文字文献中，经济文书或商业文书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它们揭示了美索不达米亚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和发达的盛况。这类信件的大部分内容涉及土地及其他商品的转让和买卖，订货、发运、付款、交货或未交货，商人之间的合伙与分红，各种生产资料的租赁和劳动力的雇佣，以及商会管理商人（Tamkārum）等内容。例如，里姆辛统治时期的一位乌尔的大铜商埃亚纳西尔，经营的是底尔蒙的贸易，乌尔城的很多投资者和订货人与他保持书信往来，通过书信来做生意，这些书信收入在《乌尔发掘文书》（第五辑）（UETV）[74]中。
（四）私人书信
私人书信反映的是一个社会个人交往和交流的状况。美索不达米亚的私人书信包括家书、朋友之间的书信和情书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奴隶和女奴也有相当的文化，也能进行书吏都需要反复接受训练才能掌握的书信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