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当记者一天，提出疑问、写作成章必然是我的责任和权利，每当我采访某某音乐家时，心里总是会想，“这位可怜的音乐家，同样的问题不知回答多少次了，居然能如此不厌其烦地与我对话”，或者是看到音乐家双眼开始出现呆滞答非所问时，让我不禁产生怜悯，“他的身心，一定正被恐怖的时差虐待着！”，尤其那种超级爱耍大牌，总让人看臭脸的音乐家，面对记者的一言一行，想必他一定不时抑制自己让“Shutup！”脱口而出的冲动。
面对记者，大部分的音乐家已经身经百战，早有应对招数，综合每个人的绝招，出一本音乐家面对媒体的《孙子兵法》绰绰有余。
在我曾经接触的音乐家中，大提琴家马友友顾全大局的能力一极棒，具有成为主持人的潜力。只要是马友友的场子，现场一定是众镁光灯群聚，不管记者会有多少其他音乐家同台出席，在媒体眼里都只有马友友，但是马友友对于他的演奏伙伴被视而不见是无法接受的。在一场他与“丝路合奏团”的记者会上，马友友索性扮演起记者的角色，拿起麦克风，开始介绍他的同伴们有多么厉害，然后一一对他们提问，在他的努力之下，他头上的明星光环开始照亮周围的人。
马友友除了很重视同台音乐家的感受，对自己也要求甚高，近几年只要他有机会来台，记者会上几乎不使用英文翻译，因为他坚持要说中文。虽然他的中文语法有时不免美国化，主语、谓语偶尔在口中会迷路，但是他是一位非常用功的学生，记者会前不仅会对一些专有名词的中文翻译详加确认，每到一个国度，他也会适时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接受媒体专访时，马友友面对记者最喜欢说的话就是“最近好吗？”这句极为亲切的招呼语，顿时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大陆钢琴家李云迪一向很“诚实”，有一次在乐迷见面会的后台，直喊累的李云迪，眼皮完全不想多撑一下，就在众人面前，趴在桌子上小憩片刻。2008年年底李云迪来台参加金马奖颁奖典礼，他见着我，二话不说就一句“是你哦！刚才没认出来”。接着他又说，“你是不是胖了点，跟上次见到时不太一样。”这时的我也只能哭笑不得，心想，“李小弟，你就不能撒点谎吗？”
提到李云迪，就令人想到个性上与他截然不同的大陆钢琴家郎朗，郎朗嘴巴甜的程度在乐界很难有对手。当他见着你时，无论在任何场合，他一定会主动走上来，给你一个大拥抱，他会称呼你为好友、最支持我的人，还会赞赏你今日穿得衣服有多么的漂亮，此外，他会不厌其烦地回答你所有的疑问，甚至你只是“尝试”写邮件给他，这位“老弟”本尊还会亲自回信给你。有一次记者会上我只不过慢了半拍问问题，这位郎弟的反应很俏皮，“我就在想，你怎么会没有问题问我？”面对郎朗真的只能甘拜下风，他在全球乐坛能够获得媒体宠爱、指挥大师赏识，只能说他的确下了功夫，罗马真的不是一日建成的。
小提琴家穆特集才华美貌于一身，私底下很幽默，接受专访时，她的右手边正好有盏立灯，她兴致一来，就像无尾熊般的伸出两手抱紧立灯，逗得现场人员哈哈大笑。俄罗斯国家乐团首席布鲁尼也是一个“宝”，放下提琴后，展现各式“特技”，一下踢腿跳芭蕾，一下双手一撑在舞台上玩倒立。小提琴家希拉里韩成名得早，但是作风很低调，全球巡演时常一人“走天涯”，参加记者会也不多加打扮，背着背包穿着T恤就来了，而且很不喜欢“一人”拍照，但若要与她拍合照，她会大方地给予灿烂笑容。
采访过程中，有时不免对受访者心生佩服，这些伟大的音乐家，能够耐心回答一位素未谋面、“某某”媒体之某小记者的提问，他们的修养真不一般啊！指挥大师杨松斯，在台下完全像个和蔼的邻家长辈，他对问题的回答幽默、深入且从不敷衍，适时还会对记者提出的问题表达赞赏，他亲民的程度简直会让你吓一跳，甚至到招架不住的地步，2006年、2007年他连续两年来台，在2007年他带领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来台演出的记者会上，我才正要开口提问，大师抢先一步，“我记得你，上回见面是在去年阿姆斯特丹皇家大会堂乐团的记者会上”。
个性外冷内热的指挥普雷特涅夫，回答问题更是一绝，你明明给他申论题，他却可以硬生生地把它转为是非题，凡是他同意你问题中的论述，他的答案就是“Youareright！”惜字如金。相较之下，伦敦爱乐音乐总监尤洛夫斯基，则是一贯把申论题延展成博士论文，只要给他一个题目，他便自动彻头彻尾地分析，甚至连批注、延伸问题都帮你想得周到，果真是念音乐学的，解析能力一极棒，此外，说话艺术也是一流，例如，有位记者要求他，能否在现场示范一段瑜伽，他没有选择当面拒绝而是客气地说，“瑜伽是我安心宁神的方式，你们无法看到我心里变化的状况，单看外表的动作无意义”。
曾在日剧《交响情人梦》中现身，饰演指挥大师维也拉的捷克指挥马卡尔，令人怀疑他的本业到底是指挥还是演员。记者会上，本以为一般指挥并不会想着除音乐之外的问题，没想到，马泽尔一被问到在日剧里的表现，像是被附身似的手舞足蹈，看来对自己的表现实在满意极了，这一开口如同脱缰野马沉醉在日剧中收不回来，述说着他在德国的奇遇记，“我那时穿着T恤在街上走，一群来德国游玩的日本女学生，看到我，就大叫起来，抢着跟我索取签名，把我和团员都吓到了！看来退休后，我可以转往好莱坞发展”。
作曲家潘德瑞茨基最怕被“冤枉”，数次解释他的创作生涯为何没有一直固守电子音乐领域，“有的作曲家一生创作电子音乐，对我来说前卫是一时的，为时代的产物，你必须继续走下去”。以上这句话，在访谈的过程中，他不时提及，深怕我没有听进脑袋瓜里，也可见这位大师的可爱之处。长笛家高威的老婆珍妮是最难缠的，高威家财万贯，拥有15把黄金长笛、2把白金长笛、7把银制长笛，珍妮一听到丈夫把家中金银财宝都抖露出来，在旁十分不悦，抢着跟记者说“够了！够了！”好似担心台湾小偷会闯入她家似的。
女高音卡娜娃架子最大，一进记者会现场，如同女王巡礼一般，在场的记者、工作人员皆为她的子民，对于所有问题皆摆出不耐烦的表情，命令记者有问题快问，一副老娘不愿再多待一秒钟的态度。女高音盖儿基尔嘴巴最大，回答问题无禁忌，“如果身材壮硕的帕瓦罗蒂想要在当下发迹，可能不太容易，没有人要胖子”，“演唱华纳格的作品不是音色问题是耐力问题，8成他的歌剧不需美丽的歌喉，而是持续演唱3个小时的功力”。
女高音弗莱明很亲民，视你为隔壁邻居，不在乎形象问题，她说现在靠着规律运动保持身材苗条，过去出道时身材蛮胖的，因此现在快50岁但是唱起16岁的角色反而比过去更轻松。被视为歌剧时尚女王的她，一年平均需要20套新礼服，“我真羡慕男高音，只要穿燕尾服就好了！”男高音里契特拉亲民的程度也有得拼，不论有多少人要求与他合照，他的嘴角永远不掉下来。
对于所有音乐家，我心中充满感谢，因为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我说，“记者，Shut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