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把日本的中国典籍称作汉籍。汉籍在古代很早就已传入日本。据日本古书《古事记》记载，公元285年（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来自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博士王仁东渡日本，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传授于日本。这一记载说明，公元三世纪时，中国的典籍已传入了日本。日本的飞鸟时代（593～710年）、奈良时代（710～794年），有更多的中国典籍东传日本。这可从604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二年）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许多遣词造句直接引用中国经典得到证明。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养老二年），日本朝廷颁布的《养老律》和《养老令》中，除大量引用中国典籍外，亦仿中国做法，把儒家经典分为“大经”（《礼》《左氏春秋》）、“中经”（《诗经》《周礼》和《仪礼》）和“小经”（《易》《尚书》）三类。公元741年，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编成，书中汇集了64位日本诗人的作品，其中有141处引用中国的典故成语。
中国典籍在日本的传播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平安时代（794～1184年），日本皇室竭力倡导学习中国典籍，朝野上下形成了一派讴歌汉风的风气，日本嵯峨天皇在即位不到4年的时间里就敕令编撰了《凌云集》和《文华秀丽集》两部汉诗集，此后的各代天皇都热衷于学习中国典籍。醇和天皇在位期间（823～833年）， 日本编就了一部大型的汉籍类书《秘府略》，全书1000卷，征引的中国典籍不下于1000种。9世纪末，藤原佐世奉敕编纂《本朝见在书目录》，载入的中国典籍有40类，1568种、16725卷，据严绍璗教授研究，这些典籍约占当时中国文献记载的典籍一半。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第二次**是在江户时代（1603～1876年），江户时代日本的商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与中国的商业往来迅速增长。中国的文献典籍通过贸易渠道进入日本，其数量和规模较之平安时代有了很大发展。据当时长崎海关档案资料统计，自1693年至1803年的110年间，由中国商船运进的中国典籍达4781种。另据大庭修先生统计，从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至1855年（清咸丰五年），经长崎输往日本的汉籍达6118种，总计57240多册。其中有儒家经典，有《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各省地方志和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有农林、医药、历算等实用书籍，还有许多小说、传奇等文艺作品。
近代以来，中国典籍继续传播日本。如今，日本有许多文库和图书馆都收藏了大量中国典籍，其中不乏善本、珍本。如日本的国家图书馆“内阁文库”藏有汉籍古本约为185000册，其中有宋刊本20余种，元刊本70余种，大部分为明刊本，其数约有4700种。“静嘉堂文库”是收藏汉籍宋元古本最为丰富的一个文库。在它所藏的1180余种汉籍善本中，有宋刊本120余种，元刊本150余种，明刊本550余种，明人写本70余种，此外，还有清代名家如朱彝尊、顾广圻、黄丕烈诸人的手写本和手识文本260余种。东洋文库藏有许多珍贵中国典籍，其中中国的地方志和族谱搜集之多，在国外图书馆中是仅见的。东洋文库还藏有大量的藏文、蒙文、满文典籍以及近代中国的研究文献。日本以收藏中国典籍著名的还有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所、金泽文库、尊经阁文库、米泽图书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等许多国立和私立大学。
文献典籍是文化联系的桥梁，千百年来，中国的典籍源源输入日本，受到日本人的重视，学习汉文汉籍在日本蔚然成风。时至今日，日本人还普遍具有以阅读汉籍的能力显示教养程度的根深蒂固的意识。汉文汉籍在日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从历史上分析，大约和以下三个因素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