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表示敬意？因为各位现在正在做的这种工作和这种事业，是陈援庵先生一生都非常重视而且亲自紧抓的工作。陈老培养弟子，首先让学生到辅仁附中教国文，然后到辅仁教“大一国文”。陈老的许多弟子，如柴德赓、启功先生、周祖谟先生等，都这样教过。
为什么？因为这是史学工作基础的基础，它给人以读书的指南，读书的钥匙，读书的能力，而史学工作最根本的基础就在文献上。如果不打好这个基础，研究工作即使做起来看着很辉煌，实际上根基是不牢固的。
有人可能不相信这话，并且有些先生也做出了相当好的成绩。但是如果想做出陈老那样的成绩，就非得打好这个基础不可。
所以，根据我个人肤浅的体会，诸位是在真正地作为学生打好基础的工作，所以值得敬佩。
我对诸位表示敬意之余，也寄予诸位最良好的希望：希望诸位能培养出陈老这样的弟子来。可能诸位听着会哈哈大笑，以为我的话是狂言诞语，因为诸位觉得自己可能对陈老都不能望其项背，怎么能培养出陈老这样的弟子呢？这不是自不量力吗？其实不然。戴东原曾经对段玉裁说：大国手教不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倒能教出大国手来。所以诸位如果自己觉得只是二国手或三国手，那也是可以培养出大国手的！
不仅如此，而且只要按照这个方向做，诸位和诸位的弟子教学相长，可以同时达到更高的理想境界！
谢谢诸位！
中国历史文献学会会长周少川教授的讲话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领导：
今天我有幸出席第六届中国历史文选教学改革研讨会，谨代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向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古代就有通过选文提高阅读能力的选学传统。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的老校长陈垣先生就根据学生提高古汉语阅读能力的需要，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创立了史学名著选读和史学名著评论两门课程，并亲自为一二年级的学生上课。后来又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开设了这门课程，并亲自讲授。这就是今天历史文选和历史要籍介绍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后，历史文选逐渐成为高校历史系的必修课程。但是那时的教材并不多，通行使用的只有郝建梁、班书阁主编的，还有周予同主编的教材。历史文选课的课程及教材建设的**是在改革开放后兴起来的，1979年三四月间，来自全国19所高校的从事历史文选教学和文史研究的教师们，在桂林举行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教材研究会。会议期间，张舜徽教授与其他几位教授为加强学术交流合作，推动历史文献和文选的教学研究，倡议成立有关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的学会，这一倡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经过近半个月的酝酿、筹备，遂于4月4日在桂林成立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由此可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是为了适应历史文献的教学与研究，适应历史文选课程建设的需要而诞生的。如今这个学会由最初的30多人发展到现在有1000多名会员的全国性的著名学术团体，成为老中青三代专业人员交流学术，切磋教学，团结合作的精神家园。在学会的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事历史文选教学的高校教师，他们通过学会这个平台以及一年一度的年会，彼此在教学与学术上有了更多的联系，对深化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改革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我们对老一辈学者高瞻远瞩倡议成立学会的功绩，对从事历史文选教学专家们的贡献充满了敬意。学会必将会在今后积极地推动历史文选课的研究和改革工作。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在教育部有关部门和有关高校领导的关怀下，经过广大任课教师的努力，取得了骄人的成果。从1987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首届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讨会开始，至今已经举办了6届研讨会，出版4辑会议论文集，编写教材40余种，其中如近年来汝企和教授主编的教材，张大可、邓瑞全主编的教材，周国林教授主编的教材，有的成为北京市高校精品教材，有的进入“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深受师生的欢迎。一门课程能编写出如此多的教材，能够聚集全国同行定期不断地举行教学研讨会，在国内高校中恐怕是不多见的。
当然，随着教育改革力度的加大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历史文选课建设仍然有许多必须研讨的问题，比如目前的教材体例多样，有的重在文章选读，有的注重古汉语基础知识，有的重视要籍介绍，有的强化文献学知识。各地高校如何根据本校学生的具体情况，处理好这几方面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教材体例虽异，但基本的教学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及时修订并形成新的教学大纲也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另外，历史文选教学是否能够吸取陈垣先生“史源学实习”课的某些做法，加强教学实践等，相信与会专家会畅所欲言，展示自己的教学心得与研究成果，通过本次会议，把中国历史文选课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最后，衷心祝愿各位专家心情愉快，身体健康，祝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