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大调第二交响曲在形式上虽然遵守古典乐派与浪漫乐派的传统，但充分发挥了芬兰的乡土特征。这首宏伟的英雄史诗性套曲用不断变幻的形象——悲壮斗争、北方传奇、勇士壮举——来表现祖国主题。它与爱国主义的交响诗《芬兰颂》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两者在精神层面颇有内在的联系，主旨是“芬兰为政治自由而斗争”。第一乐章没有引子，双簧管和单簧管在弦乐器宁静地拨动重复和弦之上奏出朴实无华的民歌式曲调，再由圆号和另一只单簧管与之呼应。整个乐章充满田园风光情调，但似乎山雨欲来，隐约的戏剧性背景上是略带凄婉幽怨的愁绪。第二乐章明显强调了戏剧性，大提琴和低音提琴音色幽暗低沉的轻柔拨奏引出两只大管奏出的哀歌，当铜管乐器的和弦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刺耳的时候，内在的紧张情绪达到顶点。第三乐章给人深刻印象的是三声中部的一个情感动人的怀旧主题，它以同一个音的8次反复开始，在谐谑曲的末尾再次返回，消失在由第四乐章第一主题的前3个音构成的逐步上升的模进中，乐曲渐强不间断地进入第四乐章。整部交响曲的**是胜利的颂歌，第二主题是强壮有力的进行曲，低音弦乐器中奔驰的持续音型使它的紧张度增强。在戏剧性的展开部结尾，第一主题简单的3个音符的基础片段缓慢而坚定地从乐队的最低声部攀登至具有惊人威力的**。虽然这部交响曲具有鲜明的芬兰民族特征，但西贝柳斯并不同意将它归结为“爱国主义”作品，他显然有意遵循了古典主义交响曲的创作原则，尽可能回避浪漫主义倾向，他更希望这是一部涉及芬兰古老历史的史诗作品。
标志着西贝柳斯事业、个人生活和艺术发展转折点的只有3个乐章的C大调第三交响曲，虽然规模较小，风格简洁，带有明显的新古典主义特征，但将谐谑曲的要素巧妙地织入第二乐章变奏曲般的慢板，而在第三乐章占主导地位的是明朗的诗意化情绪，音乐带有独特的抒情直观性，并且在技术方面有许多有益的尝试。1904年，西贝柳斯携妻子和3个女儿迁居至图苏拉湖畔的木屋别墅，身处芬兰最迷人的湖光水色之间，西贝柳斯开始创作第三交响曲。此后50余年，西贝柳斯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在这里酝酿完成的。西贝柳斯曾和友人说：“说我是个梦想家和大自然的诗人，一点都不错，我爱发自林间田野、水流山谷的神秘声音。对我来说，大自然的确是一部奇书。”
A小调第四交响曲在革新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在形式上更突出古典主义简洁与浓缩的作风。它禁欲般地排除了管弦乐的色彩效果，扬弃了富于表情的长旋律，取而代之的是动机不太连贯的展开所产生的绵密效果，曲调也频繁使用切分音，节奏非常自由。在音乐专家的眼里，这部交响曲的总谱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紧凑的结构和严格求简的配器使它成为近代交响曲不可多得的典范之作。但是在音乐史家看来，这部交响曲的里程碑意义却在于它的现代性，充满不协和音的尖锐企图的和声、极端的强弱奏、神奇怪异的旋律、出人意表的打击乐效果以及阴郁和惶然不安的情绪，无一不昭示了20世纪音乐的方向。今天，许多西贝柳斯的崇拜者干脆认为，第四交响曲是西贝柳斯最伟大的一部交响曲，甚至将其评为音乐史上最伟大的十部交响曲之一。撰有《管弦乐名曲解说》一书的著名指挥家爱德华·唐斯的父亲就是西贝柳斯第四交响曲的衷心热爱者，当这部交响曲1914年在波士顿首演的时候，奥林·唐斯不仅撰文大加赞美，而且为《波士顿邮报》写下非常到位的分析文章，现摘录如下：
西贝柳斯的许多作品都是以北欧神话为内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