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表第四交响曲到谱写第五交响曲之间的10年里，柴科夫斯基一共写了4首管弦乐组曲。这些乐曲是他留在西欧较久的1878年以后陆续完成的，故具有强烈的西欧色彩，其中第四号不过是莫扎特的作品改编而已，它有一个标题叫“莫扎特风格”。一般而言，这段时间是柴科夫斯基创作欲减退的时期，这些组曲大多是由一些小品组合而成，在大规模交响曲杰作面前，不免有些逊色，但就小品本身来看，却有它细致可亲的一面。而第三组曲因为有一个运用开放性变奏套曲形式的辉煌结尾，就其处理规模和性质来说已近似交响曲。
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无疑是世界音乐文献中协奏曲体裁的典范之作，在这些作品里，卓越的技巧和真正的交响乐性、音乐的激越性、色彩的鲜明性结合在了一起。著名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虽然以“降B小调”命名，但这个调性仅限于第一乐章开头那使人耳熟能详的4个小节，从第5小节起，所出现的钢琴独奏是降D大调，整个乐章大部分都保留降D大调，最后才突然转为降B大调而告终。第二乐章主题也是出现在降D大调上，第三乐章与第一乐章一样，开始时是降B小调，然后是长久保留降D大调，同样到最后才转为降B大调。这部作品原来是准备献给尼古拉·鲁宾施坦的，但他在听了柴科夫斯基的弹奏后，竟以激烈的口气和尖酸刻薄的字眼，大加斥责这首乐曲华而不实，缺乏独创性，根本不适于钢琴演奏。柴科夫斯基感到非常屈辱，不仅不去修改一个音符，而且将乐谱改献给德国著名的钢琴家和指挥家汉斯·冯·彪罗。彪罗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天才作品，他在给柴科夫斯基的信中说道：“乐思多么新颖独创、多么雍容华贵、多感人肺腑，细节处又是多么饶有情趣，虽多而无损全曲的清澈统一。形式多么成熟老练，别具一格而无斧凿之痕。”彪罗借赴北美巡回演出之际，在波士顿举行了这首协奏曲的首演，立即受到最热烈的欢迎。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开始的命运与第一钢琴协奏曲相同，柴科夫斯基原打算将它题献给著名的小提琴家利奥波德·奥尔，但奥尔仅是看了一遍谱子，就断言“无法演奏”。后来柴科夫斯基找到另一位提琴家布罗茨基，这位莱比锡音乐学院的教授断断续续地练了两年，才于1881年12月4日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上首演。但是指挥汉斯·李希特对这部作品毫无兴趣，乐队成员也因厌恶这首乐曲而将演出搞得一团糟。当时维也纳的10个音乐评论家中，只有两个最无足轻重的对这部新协奏曲表示赞赏，而最权威的汉斯利克的评论却是致命的：“有那么一阵，协奏曲比例得当、有音乐、不无才气，但是很快就野性勃发，横肆暴虐直到第一乐章结束。已不是在演奏小提琴，而是在狠揍、在撕裂、把它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够征服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困难；不过我确信，布罗茨基先生让自己和听众都成了牺牲品。慢板乐章的民族旋律温柔异常，几乎哄得我们回心转意，几乎赢得我们的欢心。但是它戛然而止，让位于末乐章，把我们带到粗犷而嘈杂的俄罗斯集市的欢闹中去，可以看到狂放下流的嘴脸、听到恶言相骂的诅咒、闻到劣等白兰地的酒味。弗雷德里克·菲舍尔在提到某些**画时说‘有些画臭得刺痛人的眼睛’。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第一次使我们可怕地认识到，有些音乐也可以臭得刺痛人的耳朵。”据说柴科夫斯基将这个刻毒的评论随身携带了好几个月，而汉斯利克却从未改变过他的心胸狭窄的看法。在布罗茨基的不懈努力下，许多人开始通过他的介绍与演奏渐渐认识了这部协奏曲的不朽价值。奥尔也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不仅自己演奏，而且教他最好的学生如津巴利斯特、海菲茨和埃尔曼等人演奏它，这对确立这首协奏曲在今天的显赫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
柴科夫斯基在芭蕾舞剧方面的活动具有出色的革新意义。他使舞剧充满了不间断的交响性发展，从而革新了传统的“余兴”型的古典舞剧。童话性体裁被作曲家用来体现现实生活的冲突。柴科夫斯基在《天鹅湖》中以动人的抒情性唱出了纯洁少女心灵的诗篇，表现了爱情的美和力量以及对克服一切阻力的信心。就抒情因素的深刻和透彻来说，它和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一样。乐观精神充溢于舞剧《睡美人》的音乐之中，使得这一作品的主旨——光明战胜黑暗，善战胜恶，生战胜死——在对比性主题的连续**响发展的支持下得到表现。根据霍夫曼的故事改编的《胡桃夹子》在音乐舞蹈形式上显得异常灵活多样，管弦乐色调丰富多彩，高度的交响性发展技巧与大胆的色彩创新、明快的音乐刻画结合在一起，使这部舞剧的童话情节具有深刻的哲学意念。
《悲怆交响曲》总谱手稿
对于柴科夫斯基音乐特点的总结，音乐学家亨利·朗格的生花妙笔或许不太对俄国人的胃口，但在西方世界一向被视为权威的定评。他说：“在一些民族主义的不太具体的表现方面，柴科夫斯基却是彻底的俄罗斯式的。他那悲哀是眼泪汪汪的感伤主义，但他却能出乎意料地转变为粗野陋俗的华美。也许他的特点在于：虽然完全处于德国、法国的影响之下，他却回避了瓦格纳，甚至勃拉姆斯，他被门德尔松一伙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者和法国的多情善感的一派强烈地吸引着。柴科夫斯基的俄罗斯性不在于他在他的作品中采用了许多俄国主题和动机，而在于他的艺术性格的不坚定性，在于他的精神状态与努力目标之间的犹疑不决，即使在他的最成熟的作品中也具有这种特点。他在艺术性格上的这种弱点最好的例子就是《悲怆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这是谐谑曲和进行曲的奇异结合，可以说是一篇技巧很高的激动人心的作品。但是技术虽高，并不足以掩盖其基本的思想，这思想根本是不坚定的、不明确的，既不是悲壮的也不是英雄性的。虽然如此，这一乐章却是很令人震动的。这一乐章就是他的全部艺术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