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自然条件来看，不少地区处于原始文化的封闭状态
边远、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边远偏僻、工作条件艰苦、教师难以引进、原有人才难以留住等诸多困难有着密切关系。我国西部与东部的教育鸿沟到底有多深？一位来自贵州民族地区赫章乡村，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的校长郭昌举感慨地说：“我们村离县城至少差20年，县城离北京又差50年。”[11]城乡相差70年，尽管这不是非常精确的数字，但是足以说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其实，东西部差距远不止这些。
边远、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落后的深层次原因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偏远、文化封闭和知识隔离密切相关。有学者在研究人类文明进程中发现，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域的政治、文化、经济形成了不同的发展地带；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到入海口，我们可以依次发现人类文明四个阶段的典型特征。这个不同的发展地带形成了从原始文化、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知识文明（知识社会的文明），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的跨越，这就是著名的“长江模型”。（见图2-4）“长江模型”覆盖的地域中既有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大都市与经济特区，也有较发达的大中城市与近郊农村，还有经济相当落后的中西部省份贫困地区。该模型揭示出我国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初始阶段。
图2-4 人类文明进程的“长江模型”
从“长江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处于不利位置，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带来了发展的更大威胁——知识隔离。世界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Druker）认为：“在知识社会里，没有贫穷的国家，只有无知的国家，对于任何一个人、组织、企业和国家，获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是竞争成败的关键。”[12]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决定教育发展的总水平。如果按照“长江模型”，将我国教育整个划分为四个地带，我们可以看出，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处于原始文化状态，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2010年11月19日，四川省委省政府颁布的《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2011—2020年）》介绍：“我省民族地区虽然整体实现‘两基’目标，但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滞后，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仅有32.5%，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仅有36.2%，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和质量与人民群众享受优质义务教育的要求还有差距。”而同期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2.5%[13]，两者相差两倍多。另外，国务院于2014年12月25日颁布的《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指出，我国“连片特困地区”有4000多万名儿童在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西部与东部教育差距巨大。毛入学率低与其说是因为办学条件不佳，倒不如说是因为学生对教育缺乏基本的期望和信心。我国西部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基础教育短板中的短板，如何打破长久以来形成的这种知识生态，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而现实的课题。
（二）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教育自身发展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