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可能会对一种道德概念和价值外延的理解发生改变，但是该道德概念和价值的内涵依然是一样的。比如说在美国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沃伦法院就开始对“平等”这一价值的理解发生了改变，虽然美国的立宪者们可能并不认为种族隔离是违反“平等”价值的，在他们看来“隔离却平等”并不是自我矛盾的说法，但是在沃伦法院看来，“平等”这一概念的外延并不能涵盖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就是一种彻底违反平等价值的做法。因而，沃伦法院就依照立宪者制定宪法的根本精神，做出了种族隔离制度违宪的判决。可以说，沃伦法院比立宪者们更好地把握住了“平等”这一价值的要求和表现，从而在完善了“平等”价值的外延的同时并没有改变“平等”的内涵。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在没有直接违反宪法根本精神的前提下，却实现了一种宪法意义上的政治法律改革的例子。如果平等价值没有成为整个美国法律体系的一种根本性的道德精神和价值，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
法律精神的整体性优势不仅体现在司法裁判方面，在立法方面，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立法的根本精神和所确认的政治道德，那么我们在立法规划和立法选择上就会体现出清晰的科学性和一贯性。正是由于道德规范相对于法律规范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当依据道德规范来对法律做出改变的时候，才不会危害到人们基于对法律的预期，从而享有的一种对自己人生规划的确定性和计划性，人们同样也可以基于道德规范对他人和自己的行动具有预期，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抵触是会伤害到人们规划自己生活的能力的。
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的外在维度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的外在维度主要是指对于社会现实问题回应和解决的能力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要想做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这包括在一些重要领域和问题上加强立法，配套法规的完善，通过司法权的运用来发展法律的重视，以及在法律制定过程中要给予人民足够的参与和发表意见的机会，使服务于人民的法律也能来源于人民。
在重要领域和问题上加强立法主要是一种补漏的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只是表明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已经有法可依，法律基本上完备。但绝不意味着所有那些需要国家通过立法才能解决的问题都已经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调整。也就是说，在我国当前阶段，依然有在很重要的问题和领域上存在法律空白的情况。张德江委员长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也指出了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在这次讲话发表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我国已经先后公布了《广告法》《反家庭暴力法》《反恐怖主义法》以及《慈善法》等。但是在一些重要领域上我国还没有明确的立法计划，比如说在宗教和文化问题上，都存在着立法数量少并且立法层次较低的问题，不能对这些问题给予综合全面的法律指导。此外，加强重点领域立法还应该有另外一层反方向的意思，也就是对于那些根据过去的社会条件而制定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合时宜的法律的废止或者取代。尤其要注意的是国家通过法律的调控应当为市民社会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间，国家不必在所有事情上都立法，管控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国家的法律应当承担的是一种辅助的职能，只要人民能够通过自由、自治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