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 参见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亦有学者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宪法开始，因为宪法是一个社会敏感的问题，或者说牵动到体制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要搞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该从宪法开始，参见江平：《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从宪法开始——在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成立仪式上的致辞》，http：///data/，2013年1月5日访问。还有学者从宪政与民主的关系角度论述宪政化的必要性，认为中国政体改革的历史也同样表明先着重建设宪政和法治、再大力发展民主的模式更加科学合理，更加稳妥，人民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小，在宪政和法治基本确立的情况下，就可以放心大胆、勇往直前地推进民主，参见王振民：《关于民主与宪政关系的再思考》，《中国法学》2009年第5期。
[87] 参见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3-438页。
[88] 参见蔡定剑、王占阳：《走向宪政》，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
[89] 参见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25页。
[90] 参见吴敬琏：《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http：///HTML/2012-10-27/，2013年1月5日访问。
[91] 参见张千帆：《让司法塑造民族理性》，《财经》2012年第22期。
[92] 参见李林：《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6页。
[9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司法改革》，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94] 例如，有学者认为司法独立受到潜在的非难，司法目标偏离公平正义，司法手段趋向调解化等。参见周永坤：《回归司法本真——后十八大时代司法如何改革》，《财经》2012年第22期。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司法改革的主要问题在于，中国法学学术界对司法改革的期待过高；中国司法实践界也对自身的法律权威与社会权威、法律实践操控能力，以及满足社会公众不断增长的法律与司法需求的能力过分乐观，以致应接不暇而疲于在政治、法律、社会三个方面艰难周旋，尴尬不已。参见姚建宗：《新时期中国司法改革反思》，《财经》2012年第22期。
[95] 参见卓泽渊：《法政治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251页。
[96] 参见秦前红：《维稳压力下的司法和民意》，《财经》2012年第22期。
[97] “新权威政体”是指即包含当代民主的成分，也有中国传统的权威成分，是一种变动状态的过度政体，是一种“双重模拟政体”：它实行的任期制、弱两院制和各种各样的选举，是对民主制度的模仿；它实行的准接班人制度、中央集权制度以及最高领导职务不受弹劾和质询的惯例，是对中国传统权威的模仿。参见蔡定剑、王占阳：《走向宪政》，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98] 参见王利明：《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