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讲“从心率性，岂非天理”，这是以“人心即天”为理论根据的，它直达价值之源。但是，毕竟还有外在的“礼”在。如此一来，就必然面临如何对待客观“文礼”的问题。宋明理学家致力于立体显道，与佛老相颉颃，而不甚留心于外在礼数。对于方以智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更为复杂，因为他明显地将人分为“上根者”和“下根者”，或曰“圣人”与“众人”。对上者而言，他们“见礼就是自己”；至于“不知无闷之潜体”的下根者，则必须依礼而动、“以礼作刀”。方以智并非简单地从下根者的需要来肯定客观“礼”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一方面认为“治不以礼，犹无耜而耕”，另一方面又赋予“礼”的仁义本质，不至于使“礼”流为单纯的外在规则。
（一）“文礼俱是从中发出”与“名教寓神于迹”
方以智言心、言性与王阳明及其后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几乎不言及《孟子》的“四端之心”，而是依据《中庸》（包括所引《诗》所言）的“於穆不已”、“无声无臭”及“中”，《论语》的“仁”，以及《周易》“易无思”、“无为”、“感”、“通”、“神”、“几”，等等。然其“仁藏己内”亦合孟子“仁义内在”之理路。阳明学则稍有不同，其学主要是本于孟子，牟宗三认为这是其后学所以为“狂态”的原因所在，他说：“阳明承象山之言本心而前进，虽其气象之直方大不及象山，然义理之精细处则有过之。惟其契接‘於穆不已’之体处仍嫌弱而不深透。此即其仍未充尽而至于圆整而饱满也。此其所以为显教，而亦其后学之所以有狂态也。”[30]牟宗三的意思是说，如果只任良知之伸展，难免会出现因主观性太强而缺少对天道敬畏的现象。尽管良知与天道一体，但天道乃统宇宙而言，毕竟还有客观义在。《易·乾·文言》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系辞上》曰：“乐天知命，故不忧。顺天之化，故曰乐也。”经过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工夫，此“奉天”、“顺天”自然可以说成“天命之性，率性之谓道”（《中庸》）。因为方以智不独以孟子“良知”为宗，所以他在表述“於穆不已”之体之生发义时，总是喻之以“核中之仁”。“核中之仁”是指点语，此“仁”可理会为天道、理、太极，心与性等，总之，它就是“一”或体。此心此道，是行为价值的根源处。规范行为的既定之“礼”，实为仁义的外在化或客观化，方以智说：
内之直心发为外之节文，便中规矩。日用无别，故光影门头假借不上。圣人制礼作乐，实实有个物事在，而神化寓之，与人性情相为贯蒸。若仁、义、智，则难描画他到事物上来。《大学》、《中庸》乃《礼经》之心，此是即有而无，本末一贯，不落有无底；犹《大学》言心、意、知，必言格物，乃为不落虚实。颜子后感善诱，博文、约礼。文、礼俱是从中发出，花、叶皆本，所谓效天法地者也。[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