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儒家仁义内在之义理，以曾点“舍琴瑟”为代表的“率性”本身并非错，不仅不是错，而且是一种极高的理想境界。王东崕取阳明“乐是心之本体”一语，并盛发此义，亦不是错。理学家的这种洒脱、自然，不是感性的，非西方式的享乐主义和快乐主义，而是“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之仁心流行。其理论根据是以工夫为支持的“万物一体”之境，以及对流行不已之天道的真切体悟，所率之“性”是形上之道，而非感性的。方以智言“道在器中”、“一在二中”和“全树全仁”，并不是说穿衣吃饭这种生理感受就是道。按牟宗三先生的说法，“率性稍涉勉强，便云非性”是“人病”，而非“法病”[20]。方以智的“无故不去琴瑟”之说，就是要医治这种“人病”。他与王东崕等阳明后学的不同，就在于他的“从心率性”、“直心而行”是以“真信此心”及“煅炼有熟”为基础的。并且，方以智关心的重点不在“率性”，而是对天道（“一”）“不落有无”的体悟，对成圣作“尽心”、“格物”和“学”的真切工夫。他批驳王学末流一味高唱“从心率性”，是“执无所得之半边”（即“上一点”之道体）而荒废了“研极实学”，是“痴守影事，俱属魔光”，他说：“末流习便，死执无所得之半边，一切荒忽。果为委化之士，固高流也。得意方便，足以掩陋傲人，公然诟扫天下之研极实学，逼夺其业，……痴守影事，俱属魔光。”[21]此与罗近溪指责学人“留恋景光”具有相同的意义。黄宗羲评价罗近溪说：“先生之学，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须把持，不须接续，当下浑沦顺适。工夫难得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胸次茫无畔岸，便以不依畔岸为胸次，解缆放船，顺风张棹，无之非是。学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为心之本体，沉滞胸膈，留恋景光，是为鬼窟活计，非天明也。……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顾未有如先生者也。”[22]牟宗三先生以为罗近溪为“泰州派中唯一特出者”，就是因为他能“顺泰州家风作真实工夫以拆穿良知本身之光景使之真流行于日用之间”。牟先生对“光景”的解释，我觉得亦适用方以智所批驳的“影事”、“魔光”，现摘录下来，他说：“良知自须在日用间流行，但若无真切工夫以支持之，则此流行只是一种光景，此是光景之广义；而若不能使良知真实地具体地流行于日用之间，而只是悬空地描画它如何如何，则良知本身亦成了光景，此是光景之狭义。”[23]按照这种说法，从拆穿“广义的光景”来说，方以智不仅有“烬心”、“格物”这种“打破内外”让良知本体充塞流行的工夫，而且还特重“外学多，内学一”，力求从王学内部开出“实学”。拆穿“狭义的光景”可以说更是方以智一生的努力。早在年轻时，他就以题为《论虚谈大道，不讲实务之病》的文章痛责说：“而今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视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24]至中晚年，他以更为缜密的理论体系、以“一在二中”的抽象形式阐明了“欲绝物以存心，犹绝薪而举火也”这种“道寓于艺”的道理。同时，他对“不栽培其生，以使民安生，而徒以生即无生雄其簧巧，夺五民之常膳，以供挂树之神钱”这种“死执无所得之半边”者，进行了无情的鞭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