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未完全走出“横诬”阴影的方以智谈及“托之冥权”之原因时，欲言又止，担心再生事端。然念念不忘“家有数千年正决之学”，或佛、或儒，“不觉直叙”，惟凭其父“在天之灵”鉴之。
为何方以智视其入佛之为是“且行”呢？如果仅仅是传续家学，不至于“不觉直叙，声已复吞”。下面我们再回过头看看他在抱病潜窜中“阴行鼓倡”等积极行为，便可知其原由。他流离岭南时说：
有人说我翁拥兵数万人，屯思南境，为之喜慰。……幸有姚年侄端漂泊之余，忽依闻问，时令其间探要领，阴行鼓倡，今遂人心勃然所在起义矣。[14]
姚端，方以智门生，其好友姚奇胤之子，在方以智逃难途中“惟有姚年侄以式端暗中相视耳，特嘱其因便详列近事，以慰焦劳”[15]。当方以智听说其父南境拥兵，喜慰，并遂勃然所在“起义矣”。收录在《岭外稿》中的很多书信，皆在盛赞陈子龙、矍式耜、姚默先等抗清将领的英雄事迹。避兵入粤途中，仍心怀国事和远方亲人，“然东望翠华，北望老亲，忧从中来”[16]可谓方以智逃难时之情感的真实流露。在与朋友书中，他不忘告诫朝廷要“开言路、辨邪正、慎左右、驭雄杰”[17]。稍安顿于平西山，他即向好友矍式耜借书，“惟望架上之书，分其十之三四予之”[18]。虽因阉珰柄权而“十召坚隐”，方以智却坚定复国信心，向永历帝进言《刍荛妄言》，条陈复明大计。
至此，通过以上正反（促使和阻碍他入佛）两方面因素的考察，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方以智被清兵所获后“且行异类，托之冥权”的复杂心情，以及他“不觉直叙，声已复吞”的真实原因。“阴行鼓倡”之为，岂能言哉！
陈垣先生分析明季滇黔佛教之盛时，总结了三个原因：“一、佛教复兴之波动也。”“二、僧徒开辟之能力也。”“三、中原丧乱之影响也。”[19]以上是陈垣先生基于明季佛教兴盛之原因的普遍性分析，当然也可以视为方以智逃禅的原因。尤其是方以智在桂林平乐之平西山隐居两年多的时间内，他不可能免受西南禅风“复兴之波动”以及“僧徒开辟”的影响。陈垣分析的第三个原因即“中原丧乱”（对方以智而言，还得加上他对“权珰乱政”的政治失望）则更是导致他披缁的直接现实之触机。另外，作为“世受国恩”[20]却没有以死殉国的明遗民而言，其舍儒归释，无疑具有一种惩罚性质的自我边缘化和悔罪心态[21]，并以此纾解“每念圣恩，未获碎骨”[22]这种更为痛苦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当然，此“且行”之消极行为亦涵有不事新政、“阴行鼓倡”、著书立说等积极意义。
方以智所以“以鵄纳为归路”，亦与其家传心学以及“坐集千古之智”[23]的学术旨趣密切相关。上面提到他“家有数千年正决之学”待续，此“正决之学”可追溯到方氏家学的始创者，即其曾祖方学渐（1540—1615）。黄宗羲评其学脉曰：“先生受学于张甑山、耿楚倥，在泰州一派，别出一机轴矣。”[24]方学渐早年师事张绪和耿定向，就学术系谱言，当属王门后学左派，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将他归于“泰州学案”。王阳明尚深辨儒释之别，告诫弟子不要“一倡群和，剿说雷同”[25]。然其后学由于一任“良知”之伸展，已不讳言佛，如聂双江在解释《论语·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时说：“即佛学所谓前念、今念、后念，相续不绝也。佛书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又云，‘常住真心’。不知与吾儒同异何在。”[26]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先生甚至认为晚明佛学繁兴乃阳明学所引导，他说：“我苦思了阳明心学与禅宗心学的异同，发现阳明学并非单是禅学的代替者，而是独立的心学。我也得到了明末的佛学复兴运动实也是经由阳明所开拓的人间探求方法所引导出来的这个结论。”[27]如果以为“提心宗而百家之理皆归一”[28]的方以智初归佛法，乃身不由己之为，但与信奉“姚江良知之学”和主张“集大成”[29]的觉浪道盛相遇，也算是觅得学术上的知己。按照荒木见悟先生的看法，从学理上说，方以智师事觉浪道盛仍未悖离阳明心学。这正好解释他敢于“破关奔丧”，但在异族压迫解除之后仍不返俗，以及力邀王夫之入佛[30]的原因。当然，方以智披缁以终，可能还存有复明等政治方面的原因。[31]但无论如何，不能单凭其“行迹”就认定他是一僧陀。我们仅以他不满佛教“弃人伦、绝物理”一事，便知方以智并非倾心佛法，如其曰：“惟矢涅槃，闭关雨花，遂远子舍，罪一也。”[32]挚友施闰章（1618～1683）在祝方以智花甲赠文中写道：“无可大师，儒者也。尝官翰林，显名公卿间。去而学佛，始自粤西遭乱弃官，白刃交颈，有托而逃者也。”[33]钱穆先生亦曰：“至如密之则逃儒归释乃其迹，非其心。”[34]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诸多导致方以智入佛的原因，没有一个是必然性的因素，这不仅仅因为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皆可在同时代人物甚至他的亲友中找到反例，而且他还有“一见老亲，断觅死所”[35]这种心安理得的选择。谢仁真教授从“在明史上看，逃禅与反抗异族并无必然关系”[36]的角度，否认张永堂教授关于方以智归禅与其不仕异族有关的说法，但是，谢教授另外提出方以智入禅的三种原因[37]亦皆无“必然性”。诚如德国哲学家与历史学家李凯尔特所言：“如果把文化事件看作自然，亦即把它纳入普遍概念或规律之下，那么文化事件就会变成一个对什么都适用的类的事例（Gattungsexemplar），它可以被同一个类的其他事例所代替。……文化事件的意义完全依据于它的个别特性。”[38]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找到方以智“且行异类”的必然性因素。相反，正是由于方以智历史遭遇的个别性与特殊性，其入佛的独特经历才具有了历史性文化意义，并由此激起我们研究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