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宗对方以智心性论的影响，主要归为两点：第一，注重世间技艺学问之能。如其曰：“《华严》善知众艺，入般若门，地上无所不知能，而正等入妙。佛不住佛，而仍寓菩萨。”[49]他由“《华严》善知众艺”而首倡技艺之于“道”或“仁心”的必要性；第二，一多（即体用、心物）关系的论述。如他说：“拈《华严》之华（花），则一多无不贯矣。”[50]亦云：“夫岂知华严一乘，即别是圆，无一尘非宝光，无一毛非海印乎？”[51]
“道寓于艺”可以视为方以智在中西文化激烈冲撞和宋明理学日渐式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全新道器观，但不可否认《华严》对其思想形成的积极作用。上述“《华严》善知众艺，入般若门，地上无所不知能”一语，可以在《大方广佛华严经》之五地菩萨中找到原形，其曰：
此菩萨摩诃萨为利益众生故，世间技艺靡不该习。所谓文字、算数、图书、印玺、地水火风种种诸论，咸所通达；又善方药，疗治诸病：颠狂、乾消、鬼魅、蛊毒，悉能除断；文笔、赞咏、歌舞、妓乐、戏笑、谈说，悉善其事；国城、村邑、宫宅、园苑、泉流、陂池、草树、花药，凡所布列，咸得其宜；金银、摩尼、真珠、琉璃、螺贝、璧玉、珊瑚等藏，悉知其处，出以示人；日月星宿、鸟鸣地震、夜梦吉凶，身相休咎，咸善观察，一无错谬。[52]
方以智标举“世间技艺靡不该习”之《华严》，就是要反对阳明后学“矜高傲卑”之学风，他说：“理家有沿袭龙溪、海门而不知其本意，壁听禅宗药语，专供无善恶之牌位，生怕说着义利两字，避浅好深，一发好笑！”[53]不仅如此，他还特意将“技艺”、“质测”、“研极实学”等纳入“艺”范畴，以“道寓于艺”重新诠释传统的道器观。
传统的道器（气）观一直是儒家的重要范畴，根据“即器是道”的原理，“实学”或“技艺”属于“器”一层，理应受到重视。但是，由于先儒偏重于立体建极，忽视了“技艺”之于“道”的重要意义。王阳明“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的告诫，就鲜明地表现了其实学态度：即世俗见闻之知，属于生物之事，纵然是“致良知”的自然基础，却如同饮食一样，无关乎德性。心学发展至聂、罗以“默坐澄心为学的”而远离事为，最终使心学走向在形式上类似于禅的路向。与之相反，明末清初学者如徐光启、李之澡等虽然肯定近代西方科学之价值，但却丢掉了儒家的道德目标，最终只能投入耶教之怀抱，这就是为什么纯粹的功利主义在儒家体系中毫无位置的原因。方以智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质测”之学的重要性，然而，他并不是用“添加法”来拓展中国传统文化，而是通过对传统儒家道器观的创造性诠释，给予“质测”学一个合理的安排。他说：“道之于艺也，内之于外也，顿之于渐也，体之于用也，有用之于无用也，皆相因、一有俱有者也。”[54]如此，道与艺不再是老子“为道日损”的关系，而是“一有俱有”的“相因”关系。在“全用是体”[55]的意境中，有关民生的知性活动（如“质测”）就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质测”与“通几”并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始有“质测即藏通几”的命题。如此，各种职业技艺不再是无关道德的纯粹事功，其中蕴涵成圣的人生追求和崇高的精神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