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末流有众多的分派，其间亦有义理之差，但从“逼夺其业”、“痴守影事”来看，当指聂、罗闭关“归寂”论。离开“研极实学”而单显寂体（“道寓于艺”之“半边”即“道”），这是寂体在抽象的、悬隔的状态中。“痴守”于此，即成“魔光”与“影事”。“神钱挂树，相绐取食，终以自讳”[95]，正是他对“影事”的一种嘲讽。“欲挽虚窃，必重实学”[96]之“虚窃”即是指“痴守”光影者。方以智并非放弃对道体的体证，否则，就真成为王阳明所谓的“专求诸闻见之未”了，亦成了他所说的“务外而遗内”了。至此，我们完全可以明白“欲离外以言内，则学道人当先从不许学饭始”之意。
方以智通过“外学多，内学一”的理论形式，视“实学”为修养工夫，既为新兴“质测”之学找到合理的根据，使之在儒学体系内获得了积极性的存在，又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和丰富了阳明学。王阳明主张“合内外”，亦反对“只去悬空想个本体”[97]，并提出“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他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98]按王阳明“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和“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之说，那么，方以智的“内学一，外学多”仍有不圆通处，此说会导致“一”与“多”的间隔，不妨说“外学多，即是致一，即是内”，这样正合其“道寓于艺”及“碎其体”的说法。不过，方以智用分解的方式来说“内学一，外学多”，亦不坏“道寓于艺”所赅之义，此即他所说的“善用分别之智”。二人肯定“闻见之知”的共同之处是：以本心为前提，视“外学”为工夫。在阳明是“只要主意头脑是当”，在方以智则是不可“务外而遗内”。此与“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99]的朱子“格物穷理”不同。
如果王阳明用力探求“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之论，其“致良知”之功，决非仅限于伦理范域。但是，王阳明在处理“外”这种“见闻之知”的问题时，总是很小心，一提及“求见闻之知”之类，总是在其前加个“专”字，然后再进行驳斥，以凸显“良知”的优先性，或再三叮嘱不要忘了学问的“大头脑”，深恐丧失了“良知”本体。王阳明这样做在理论上并没有错，但实际上却导致了“致良知之功”的“多闻多见”始终没能展开，以至于在处理“合内外”的工夫上，他论说“外”就没有如“内”一样清楚明白。难怪顾炎武批评他是“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100]。这种指责虽然并不谛当，然亦不可谓全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