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持道气圆融关系者，皆同意上述“道寓于艺”的说法，如胡宏说：“‘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圣人知天命存于身者，渊源无穷，故施于民者溥博无尽，而事功不同也。知之，则于一事功可以尽圣人之蕴；不知，则一事功而已矣，不足以言圣人也。”[85]陆九渊有“道外无事，事外无道”之说，其意同于“道寓于艺”，如陆曰：“凡动容周旋，应事接物，读书考古，或动或静，莫不在时。此理塞宇宙，所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舍此而别有商量，别有接物，别有规模，别有形迹，别有行业，别有事功，则与道不相干，则是异端，则是利欲为之陷溺，为之窠臼。说即是邪说，见即是邪见。”[86]王阳明以为“治生上尽有工夫”，他说：“但言学者治生上，尽有工夫则可。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87]他们一方面要求在事功、治生等利民实事上求道，另一方面，又无不反对以“汲汲营利”为终极目标的纯粹事功。理学家们的首务是立圣之学，因为“有根则自有枝叶”[88]的观念，他们并不措意于如何建立事功以及事功与内圣究竟如何结合。按照方以智的说法，优入圣域，“外智”不可或缺，“必用外智”即是。“外智”是“学多”之智。成就某一事功，全赖此“外智”。“真智”与“内智”是通过外学以契悟寓于艺中的“本自具足”的仁心或道体。故“内学一”之“学”其实就是“悟”，如他说：“然智不学则**，仁不学则愚，勇不学则乱狂，故必以好学为首，而义悟于中。”[89]其中“智不学则**”等之“学”是指经验之实学，而“义悟于中”就是在《东西均》中所说的“内学一”。“道寓于艺”之“道”非客观之“道”，本心俱足，道不在外也，故曰“义悟于中”。
如果以工夫上的顿与渐来说，“义悟于中”的“内学一”为“顿”，而“外学多”则为“渐”，他说：“道之于艺也，内之于外也，顿之于渐也，体之于用也，有用之于无用也，皆相因、一有俱有者也。知张弛古今者，知所以更互其切切矣。”[90]按王阳明的说法，此“顿”只能适合“一悟本体即是工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的“利根之人”；按方以智的说法，“顿”则适宜“从源头窥破，而后穷流”的“上根人”[91]。他们言偶不同，其意一也。然“上者千一二，而中下者滔滔”[92]，对一般人而言，终究不可废学。严格说来，并不存在对仁心本体毫无觉察的“渐”，实学的工夫虽然称为“渐”，如果对仁心毫无觉察，也不能名为“渐”，所以，“渐”亦是以仁心本体为超越的根据，其中有“顿”；学到极化处的“自悟”，亦是“顿”中有“渐”也，然不坏顿渐之分，故曰：“愚尝以无对待之公因，在对待之反因中。本无顿渐，犹本无迷悟也。而即有迷悟，即有顿渐，顿渐即相反相因；此一消息也。”[93]这种工夫上的“顿”“渐”关系，是以“道寓于艺”之体用关系为前提的。如果没有“道寓于艺”为基础，即使预设“外智”与“内智”，“道”与“艺”、本心与外学、“顿”与“渐”，亦终难绾合，而“以好学为首，而义悟于中”亦讲不通。
方以智反对空谈空悟，“艺外之无道，犹道外之无艺”说明没有空悬的仁心、道体，道体就在读书日用、技艺事功之间，不可舍艺求道，他批评王学末流说：
末流习便，死执无所得之半边，一切荒忽。果为委化之士，固高流也。得意方便，足以掩陋傲人，公然诟扫天下之研极实学，逼夺其业，使仿掠虚之口给，暴弃河沙，岂不哀哉？悟明自己，男儿本分。痴守影事，俱属魔光。[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