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不仅肯定“睡食色财名”为“有情之五因”，而且努力探求人们为了获得这些正常情欲所必需的专业技艺与道之间的关系，力求在传统心性论领域为“实学”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找到理论基础。其中，“道寓于艺”、“文章即性道”、“质测即藏通几”等就是他在新的历史时期将新兴实学与传统心性之学结合起来的具体表现。然而，对于内在的心与性而言，用于“糊口”的技艺与读书文章毕竟是“外”，如何从理论上以“学”来统一外与内，这是方以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将“外学”视为修养的工夫，使之直接关联内在德性，是方以智为“实学”找到存在价值的根本方法。他说：
外学多，内学一，即多是一，即分是合，见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以外内交格，一多通贯，而无内外无中也。[81]
凡超越的“绝待者”（当然包括本心）皆可谓“一”，亦曰“内”，而一切外在之经验物，即为“外”、为“多”（或“万”），故可说“外学多，内学一”。但如何依靠“学”的工夫就能够达到“一多通贯，而无内外无中”之效果，似乎还并不清楚。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外学多”与“内学一”分别是如何“学”，学什么？方以智所谓的“外学多”，除了读圣人之书，可以包括一切经验事物。这与他早年所受西学的影响相关，他说：
寓（宇）内之方言称谓、动植物性、律历、古今之得失，必待学而后知；其曰本自具足者，犹赤子可以为大人也。玄言者，略其“可以”，而陗其语耳。据实论之，赤子之饭与行必学而后知，谓赤子可以笔、可以书则然，责赤子不学持笔而能作书乎？欲离外以言内，则学道人当先从不许学饭始！而好玄溺深者语必讳学，即语学亦语偏上之学，直是畏难实学而踞好高之竿以自掩耳。[82]
其“外学”包括“方言称谓、动植物性、律历、古今之得失”以及吃饭行走、读书写字，等等，此学显然已越出伦理范围，纯属经验知识之学。这与朱子的格知穷理并不相同，朱的格物穷理是欲格知作为万物存在根据的超越的“所以然”之理，更何况其格物主要还是读圣人之书。方以智这里所说的“外学”或“实学”，其实就是他早年所提倡的“质测”之学，但要注意的是：其“外学”不仅仅是为了“糊口”、“安生”，更是一种修身的工夫，其终极目的是“致无知之知”、“内外合一”。他说：“彼求知天于阴阳之说者，外矣。不离阴阳，能专阴阳，即阴阳以征知之，则一阴一阳之谓道，即继善成性之用也。”[83]此即第一章第二节所讲的道气、体用之关系。持此道气关系者，众矣。周茂叔窗前草不除，程明道观雏鸡识仁等，说得最为圆融。为何惟方以智能够依此推衍出：类于“学饭”，就足可至“一多通贯”呢？其言“即阴阳以征知之，则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否真能成立？
他认为“本自具足者，犹赤子可以为大人也”之“可以”不可略，就是要强调外学的过程。离开外学，则是“离外以言内”，如同“学道人当先从不许学饭始”一般。方以智反对“务外而遗内”、主张内外兼合的思想，与事功主义完全不同。科学知识之知必赖认知之心（“独心”），而对于天道的“学”却是仁心（或曰“公心”）之事。甚至不能如此说，这样说容易造成“道”与仁心分离为二的情况。面对两种不同的“学”，方以智借用佛学的多种“智”，他说：
知道寓于艺者，艺外之无道，犹道外之无艺也。称言道者之艺，则谓为耻之，亦知齐古今以游者，耻以道名而托于艺乎?……真智、内智，必用外智；性命、声音，人所本有；可自知也。[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