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学术界对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在某些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对于同时期的顾、黄、王等思想家而言，方以智的思想尚处于待垦状态。据笔者所及，方以智早年具有强烈时代感的民本、君臣相通、读书善用，以及工商并举等政治经济思想鲜有人触及（侯外庐先生略作论述）；方以智“自古及今，无时不存，无处不有，即天也，即性也，即命也，即心也”[9]这种他所谓“以上贯下”的天人一本的思想以及“提心宗而百家之理皆归一”[10]的学术归旨等，亦尚未有涉猎者；他提出的“但肯尽心，自然见性”[11]的工夫论，以及“从心率性”之境和“公心”、“公性”论等，均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盲区。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如下原因：第一，对方以智思想的认识有待加深，尤其要发掘其思想之于当世的文化价值。我们要突破“合二而一”、“三教归《易》”等现有的认识，推动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向更深处发展。方以智的个人思想有一种力图从其家传易学中挣脱出来的愿望，例如，他虽于《物理小识·总论》中说他“每因邵蔡为嚆矢，征河洛之通符”，而其实是“但言克制生化之性”。第二，治方以智之学者多赖《东西均》一书。《方以智全书》第一册《通雅》于1988年已经出版，可到此为止，没有下文，这样势必限制了学者对方以智思想的全面考察。第三，方以智言语曼衍，寄寓出意，随时起，随时止，缩小了其著作的读者圈。第四，对研究者而言，学界在方以智思想的研究方法、认识角度方面，存在单一化的问题。如果欲深化与推进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必须改变现有的研究典范。
目前对方以智哲学思想的研究，一般多采用侯外庐先生的研究范式。学者们大多都从宇宙论、辩证法、认识论等视角，考量其学。这种方法固然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模式，但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毕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不同。学者们虽然处处力求注意中国文化特点，却因为使用的评价体系、概念、术语与中国本土文化有一定的区别，故难免有生搬硬套的痕迹。例如，目前很多学者将方以智“一在二中”、“举一明三”等说法置于“辩证法”的框架下来考量。有些学者干脆将“合二而一”之说与“一分为二”这种方以智从未有过的说法联系在一起。这种视“一在二中”（或“合二为一”）为辩证法的做法不是十分妥当，好像忽视了“一”之状词“於穆不已”，以及“一”之“神”性和“仁”的内涵[12]。对于方以智来说，“一在二中”乃体用圆融之意，其中“一”是先天之“道”、“仁”、“理”、“心”、“性”、“太极”、“所以”、“中”、“神”，等等，它是“隐”、是“体”；“二”主要不是指相反、对立之“二”，而是指后天之“气”或“器”，亦为“多”，它是“费”，是“用”。与学者将“一在二中”理解为“辩证法”一样的道理，其“中天即在先后天中”被诠释为“宇宙论”；“太极藏身于一切爻，而人不能以一爻限量之”之说，曲解成他的家传易学。若如此，则真成为方以智所说的“直下卦爻中之太极，必汩汩日用不知矣”。另外，研究方法的单一性，还会造成方以智的许多闪光思想始终进入不了我们的研究视域，以及过度聚焦于某一点的做法。例如，“合二而一”的说法在方以智所有的著作中仅出现过一次，即“交也者，合二而一也”[13]，但由于“辩证法”研究的需要，很多学者舍去主词“交”不论，而独取“合二而一”为论。当然，这种“创谓”的诠释法本无可厚非，但相对方以智思想研究的现状而言，当前最需要做的还是应当尽量从解释学的“当谓”[14]层面来理解其内涵。
[1] 魏礼：《萧孟昉六十序》，《魏季子文集》卷七，三魏全书本，第38页。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79页有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