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作者对方以智主要著作中的语言脉络进行了细致地分析与研究，揭示出方以智“变”的语言形式与“不变”的思想内容之间的关系，较为准确地把握了方以智的用语特征及其思想表达的独特风格。对于此点，没有长期认真、深入地阅读原著的工夫，作者是不可能有这种自觉的。如作者于首章所言，方以智兼收百家之说，欲自成一体，又不能让诸范畴之间“打架”，故各有自己的语脉环境，此乃治其学者，尤为注意之处。比如：我们可以言“太极藏于六爻”，但绝不可说“所以然者藏于六爻”，此为其易学之语脉；可以言“所以然者生不得不然”，但不可说成“太极生不得不然”或“中生不得不然”，此顺朱子之语脉言说天道；同样，我们可以说“四围莫非中五”，但不能说“四围莫非至理”、“四围莫非公因”，此乃其家学或师授之语境，等等。在《易余》和《东西均》等著中，糅合了多种语境，如果不理解方以智的语言特色，学者就很难理解他的思想表达方式。因此，对于方以智思想与语言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要有一个恰当地把握。“变”为其兼收各家思想的语言形式，“不变”者乃其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
其三，其他具体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如实而论，该书在一些具体论述中所表现出的创新性，有很多地方值得一说，限于篇幅，略举数端，与读者共享。第一，对方氏著作中“一在二中”、“举一明三”及对“交”、“轮”、“几”等重要哲学范畴的诠释与理解，作者提出了不同于以往学者的看法。这些看法可以保证方以智思想的系统性与连续性，并能有效地发掘出其中的文化意义及方以智的历史意识。第二，与上述相关联的是对“质测即藏通几”的新解读。“质测即藏通几”是方以智的重要哲学命题。作者对此命题的理解不仅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及方以智本人的思想表达特征，而且还能与“真智、内智，必用外智”、“外学多，内学一”、“一在二中”等说法之间，相互获得支持与印证。第三，对方氏著作中“所以然”、“即”、“中”等哲学范畴的分析，也很有见地。如作者有理有据地认为，方氏著作中“所以然”是“於穆不已”之神，是“无息之至一”，此与朱子的“所以然”有明显的区别。再如，该著以为方以智所言“即”有三种不同的意思：“二即一，一即二”以及“太极非阴阳，而阴阳即太极”等，其中“即”是圆融之“即”；“三即一，一即三”和“心即是天”中的“即”是判断意义的“即”；“前即后、后即前”、“昼即夜、夜即昼”以及“生即死”等“即”，是从贯几不偏于一隅而言昼夜和生死的交、轮之关系。作者做这些细微的区分，对于解读方以智的不同语境中的哲学思想很有必要。还有，作者对方氏著作“中”的分析，能够联系自北宋以来的主要理学家们的观点，以彰显其学脉之所在。第四，在修养工夫方面，该著注意到方以智继承了北宋程明道的“识仁”之法，并指出二者之异：程明道等理学家重在立体，方以智则体用双显，特别强调了被理学家视为“粗迹”的谋生技艺之于成圣的必要性。第五，对方以智思想归宗的认定之新。目前，对方以智思想的定位可谓众说纷纭，刘元青博士不限于成说，他将方以智的思想置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文化自身演进的连续性与继承性的角度，首次以其心性论为标准，对其思想进行重新定位。虽然该著的最终结论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的学术态度与勇气值得肯定。
《方以智心性论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绝不仅仅是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相信学界同行认真阅读后自有体认。当然，作为研究方以智心性论的第一本著作，其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可以理解。比如，此著有重复引用某些第一手材料的现象，这可能与方氏著作“本体即是工夫”的语言特征有关，以至于作者很难从本体与工夫等不同层面将原文区别开来加以引用。再如，作者关于方以智思想归宗的分析，似乎对《东西均》一书中提到的“大成均”思想注意得不够。作者花了大量笔墨辨析方以智亲人、学界前贤对方以智思想宗旨的种种说法，皆能言之成理，然而作者在确立自己的观点时，材料与论证都不是很充分，留下了某些遗憾。不过，作者在讨论此一问题时提出的方法，如不泥于文字之迹，倒是值得肯定的。
元青为赤诚君子，亦有一些“当仁不让于师”的古人之风，在当今学术界，聪明的、有较好学养的青年学术才俊不少，但有意志力且保持赤子之心于学问的人却不是很多。我真诚地希望元青博士在此著作出版之后，能够继续深入研究方以智思想的其他面向，与学界同行携手并肩，共同推进方以智思想的研究。以此共勉。
是为序。
吴根友
201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