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之后的一两年，我就看到了欧阳江河出版的随笔集《站在虚构这一边》，仿佛还是对上述质问的回答。
1999年在北京平谷召开的“盘峰诗会”可惜欧阳江河没有参加，据说是他提前已经知道“要吵架”故意回避了，但这似乎有点不符合他的个性，照理说，雄辩家正是在这样的场合才更会有**和刺激感，但他却“躲”了。他这一躲不要紧，一个阵营的诗人少了一员大将，致使另一方的诗人们在论辩中几乎成了赢家。其实类似这样的场合，论辩的内容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论辩的机巧与智谋，甚至是气势与语速。中国的先人在这方面是有传统的，所谓“舌战群儒”。很多人都设想，如果欧阳江河在，也许完全是另外一幅场景了，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或许是岁月改变了什么，也许欧阳江河已经更明白，论辩对于一个诗人也许是不那么重要的，当“盘峰论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派诗人的争论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已悄然完成了他“市场经济的转型”—直接投身于市场行为之中了。
所以当若干年后欧阳江河在我的视野里再度出现的时候，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当初对他的那些想象，比如“行走在刀剑上的人”“一个幽闭时代的幸存者”“一群词语造成的亡灵”中的一个……这些都曾是他亲手制造的经典概念与词语，而十年中他摇身的蜕变，使这些词语恍惚间变成了空****的螺壳。时代的转向与岁月本身的戏剧性在他这里可以说至为生动的，欧阳江河比任何人都更早地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不是内心的背叛，而是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的被支配者变成了支配者，这究竟是一场喜剧还是悲剧呢？恐怕不是很容易回答的。以往我们曾想象，诗人天生就是受难者、囚徒和流浪汉，但如今这样的概念大概很难维持了，当初第三代的诗人们，曾自称在江湖上“写一流的诗歌，读二流的书，玩三流的女人”，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的那些自我想象者们，如今已经全然分化，许多人转眼间已是腰缠万贯的巨商了。最早敏锐地观察着时代与经济生活的欧阳江河，当然也早已脱出了所谓“中产阶级”的层次，他如今的生活几乎完全是飞行式的，没想到“全球化”的速度竟然最先在中国诗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上半月是在北京，下半月便是在纽约了；这个十天在美国的东海岸，后一个十天便已飞到了北欧或意大利；而在国内的时候也忽而飞到丽江或者大理，忽而到了成都或哈尔滨。欧阳江河一路策动着他的演出或者美展的计划，参加着国内外的诗歌或艺术活动，过着他“异质混成”式的逍遥生活，成为了一道当代诗人中最堪称奇异的后现代景观。
写下了上述这些混乱的字句我有点后悔，也许我正在误导不慎迷失的读者，也在严重地误读着诗人欧阳江河。不过好在还有他的诗歌为证—许多人认为他已收笔或已江郎才尽，但他刚刚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这首叫作《那么，威尼斯呢》的长诗，可以回答这些判断或猜测，也可以从中透露出他生活的一些讯息，印证我上面说的那段昏话。诗太长，这里只录结尾一节，看看这体验和感慨算不算“后现代式”的意境？
……肉身过于迫切，写，未必能胜任腐朽和不朽。诗歌，只做只有它能做的事。
字纸篓在二层等你。电梯在升到顶楼之后还在往上升：这叠韵的，奇想的高度，
汇总起来未免伤感。况且长日将尽，
起风了，门和窗子被刮得嘭嘭直响。
生命苦短，和水一起攀登吧：
遗忘是梯子，在星空下孤独地竖立着。
然而有时，记忆会恢复，会推倒那梯子，让失魂遨游的人摔得粉身碎骨。
2008年4月15日深夜，北京清河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