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认识欧阳江河大约是在1991年的春天，但前不久与他追忆起这事，他似乎已记不起来了，贵人健忘。那时我刚刚在一所师范大学获取了留校工作的身份，受一位师长的委托，赶去成都参加一个由他参与策划的诗歌会议，但不想到了那里，方知道会议已因故被取消了。想来这是这个黯淡的春天中最郁闷的记忆了，我在阴郁的成都游**了几天之后，觉得还是要拜访一下欧阳江河才好回去交差。于是一路打听，在一个下午寻到了四川省社科院那所狭窄的院子。当我敲开一个房间，试探地问欧阳江河在哪里办公的时候，一个正伏案写着什么的小个子的英俊小生告诉我，他就是欧阳江河。
我有点意外，因为事先设想的欧阳江河是一个大个子，体态饱满、很白皙魁梧的人物，虽然没什么来由，但预设和期待就是这么奇怪。看到这个小个子、白皙但不魁梧的男人，我将信将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遂向我解释会议被取消的原因和情况。他大概看我时也愣了一下，因为我虽不是诗人，但却留了一个诗人的外形—纷乱的长发，还蓄了胡子，看起来更像一个伪诗人。他尽量客气地与我周旋了一番，看样子想尽快把我打发走，我则有点不太知趣地问这问那，表示了对他诗歌的喜欢和尊敬，我急急忙忙地把来前准备的一些问题一股脑地提问完，也没有听清楚他究竟是怎么回答的，大约二十来分钟，我们的交谈出现了中断，我便起身告辞，他将我一直送到了大院门外的大街上，给我写下了联系的电话与地址，我遂匆匆离去，偶尔回头，看到他在忽然出现的斜阳下冲我挥了挥手。
稍后我在1992年的《非非》复刊号上，就读到了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等四首诗，那首诗使我确信，欧阳江河真的已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诗人，他已经站到了这个时代的顶端。从80年代的《悬棺》《玻璃工厂》《汉英之间》，到90年代初期的这首《傍晚穿过广场》，欧阳江河已经确立了他至为宽广的写作领地与精神界面，这种宽广的程度在当代诗人中差不多是无人可比的。他那种使用诗歌直接对事物进行哲理思辨的方式，在优雅而沉着的节律中不断地穿透着人的内心，以智性而精确的表达，总结着一个时代，给出不可替代的命名符号。在这首诗中，他的这种能力可以说是得到了登峰造极的体现—“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不是广场，一个无人站起的地方也不是广场”，“石头的世界崩溃了，一个软组织的世界爬到了高处”。时代的转折在欧阳江河的笔下，是如此简练而深刻地完成了叙述，帮助当代中国人完成了对历史的记忆与遗忘。这就是欧阳江河，是他独有的剑一样锋利、鹰一样精准的表达。通常我们会认为，诗人使用概念过于**的词语表达，会使诗意丧失，形象干瘪，但在欧阳江河这里恰恰相反，他使用最具概念性的语言，但却生发出最生动的诗意，这是真正的奇迹。
不容置疑的辩论家的欧阳江河可能是很多人没有领教过的，而我有幸有那么一两次目睹了他的辩才。1998年春天在北京的北苑饭店，由北京作协、北京大学、《诗探索》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召开了一个诗歌理论研讨会（后被称为“北苑会议”），这次会上大概有两个人的发言最“出格”，一个是上海来的李劼，另一个就是欧阳江河，两个人大致意思是接近的，大意是说我们处在一种“被虚构”的文化情境中，而虚构正是一切社会对于个体完成统治与叙述的基本方式。欧阳江河进而“德里达式”地指出了一切“作为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虚伪性，“时代”“人民”“正义”“现实”……统统都是被虚构出来的。他的发言之后有一个短暂的沉默，随后有质疑的声音，但均被他逐一顶回，逼得一旁的老诗人郑敏追问他，“GDP是虚构，股票是虚构，一切都是虚构，那么母亲也是虚构的吗？”欧阳江河笑答，“当然都是，母亲也是虚构。”老太太无奈地遥遥头，这个理论太过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