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我细读文末的《后记》时，便又大大地疑惑了。因为刘心武先生告诉我们，他献此作，是证明他红学研究“探佚的成果”，他“大声疾呼：不能相信高续，高鹗出生比曹雪芹晚半个来世纪，两人根本不认识……”因此他认为，高鹗的续作是“对曹雪芹原意的歪曲与亵渎”。基于此，他的《妙玉之死》便成了对曹著原意的一个匡复，因而也就是读者应当“相信”的可靠的发微与“大解谜”。
在未读这“后记”之前，我还认为这小说是很有意思的，在读了之后，反而觉得没意思了—我们的作家好像认真得有点偏执、偏执得有点像孩子。他忽略并弄错了一个前提，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现实，我想即便是曹公雪芹，在小说开始时也未见得已经排定了妙玉（以及其他人物）的结局。没有哪一个小说家能在落笔之前，就事先完全想好了他的人物的经历和命运，他实际上不过是大致有个框架，边写边想，有时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还会左右和改变作家的初衷，比如托尔斯泰写安娜之死就曾设想过多个不同的结局。连生活本身都是偶然的，某个葬身车底的人那天要是不出门不就啥事都没有吗？现在小说家们甚至会给一个小说同时设置多个结尾，“后结构主义”者还把小说写得像扑克牌那样可以随意拼接。实际上如果是让曹雪芹重写一遍《红楼梦》，不看原稿，恐怕写出来也会与原来的大相径庭，凭什么就认定你写的这一结局就那么符合原作的逻辑呢？作为小说，特别是这种“元虚构”式的小说，试图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和“复原性”，是很可笑的。高鹗先生已不在世（他够冤枉了），无法和你争辩，如果能，他一定会说，你说我比曹公晚生半个世纪，你比我还晚生两个世纪呢。你们俩人要到曹雪芹那里讨公道，曹公也会无奈地笑道，天知道你们俩谁写得更对，因为我也还没想好怎么写呢!
以“修正”为目的，刘心武先生的许多想法看似有理，其实是可疑的。如他穷究第五回“太虚幻境”中关于妙玉的判词，在“肮脏”字眼上做文章，理由是不充足的。其实这“十二钗”的曲辞只能是个大体上的纲领，好似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那种秘谶一样，含混得很。有两种可能，一是全书写作初始时拟好的“大纲”，二是书稿基本成形后又作的“概要”。不管哪种可能，其中词句都只能含糊笼统，如果都说得很情楚，“谜底”在前五回已揭得昭昭然，那便无须再费百万字的笔墨了。怎见得“肮脏”一词在这里就不作“龌龊”而作“不屈不阿”解？作前者解就是“绝大的错误”？实际上，稍稍斟酌一下，不难体味出，“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句中的“肮脏”，只能作“沦落玷污龌龊不洁”讲，换成“不屈不挠”根本就不通。另外，那段写陈公子也俊痴恋着妙玉的情节本写得很好，但也就是“虚构”而已，刘心武先生又强说这一“大胆推断”恰符曹雪芹的暗示，是原作本如此，就又显强辞，没意思了。据我看，那妙玉所暗恋的“王孙公子”不是别人，就是贾宝玉。刘心武先生这样分析道，“……妙玉明明知道宝玉与黛玉、宝钗已构成了一个‘三角’，倘再加上湘云，已是‘四角’，难道她还想插足其间，构成‘五角’，谋一姻缘吗？这是说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