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是什么？弹性即是一种有精神深度和人性含量的尺子。我亲耳听到作家张炜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文学又不是跳高……”这句简单的话给我以很长时间的回味，它表明，对文学的评价是需要一种“多维的尺子”的，没有弹性的评价表明了这把尺子之短、之薄、之脆弱、之浅陋，艺术是宇宙间最模糊的东西，没有最暧昧的尺子是无法将它比量清楚的，这就是辩证法—海德格尔曾称赞的荷尔德林式的“单纯者的辉煌”。为什么单纯者比复杂者会有更高的荣誉？这是因为诗有比哲学更便捷地通向真理的途径，果真能有用哲学和理论就能完全说清楚的道理，这世界就无须什么文学和艺术了，批评之不能远离艺术本身的道理和原则，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最好的作家是懂得如何通过简单通向复杂的，如何通过感性来装裹理念的，聪明的批评家也同样懂得这样的韬晦之理：通过游移、猜测、拟喻、推敲、欲言又止、含糊其辞、环顾左右而言他……在不求表达中完成表达。当不得已陈述自己的“批评观”时，敬泽说他“一直只是一个读者”，我以为这不仅是谦辞，而是对自己的心理定位。因为“批评是一种职业”，而“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批评的心态和背景往往是“表明立场”，而读者却是“彻底地贯彻享乐原则”。因此前者是容易“言论化”并易于成为一把尺子的，而后者则保守了“心灵化”而易于保持其弹性。敬泽是聪明的，也是诚实的，他把批评写得云里雾里，不是故意炫耀才华，卖弄学识，而是确实想逃避那把易于武断伤物的尺子，是出于他作为“读者”的感受的原发和丰富，这是没办法的事。因此敬泽也培养起了他几无人可比的“经验的串联”的能力—他简直一线南北、九流旁通，一个看似单面的道理也弄得珠玉齐响。有一段话我以为可以为一个以批评为业的人所牢记，他说：
中国最好的读者或在遥远的过去，他们涵咏、吟味，追求未“封”的境界。他们有时保持沉默，有时悄声叹赏或拍案叫绝，但他们从未想过把一朵花摘下揉碎，分析它的成分和原理。他们因此无法获得“知识”，但对他们来说，没有知识—或套用一句理论术语，“前知识”—的观花或许是更美好的生活。
这应该就是弹性的精髓了，既是现代社会已然分工到了今天，批评又不能不做，那批评家唯一可选择的就是还用手工—别是割草机，那样什么花也就只有被**糟践的命运了。某种意义上，手与割草机之间的差异，就是经验和知识、弹性的柔韧和僵硬的死力气之间的差异。
敬泽的弹性有时出乎常理，繁文缛节是他，三言两语也是他，如鼹鼠般深钻细节的是他，猛禽般傲慢滑翔的也是他。看他弯来绕去，闲庭漫步一般，可实际上那双不大但却时见冷光的眼睛却没闲着，时不时敬泽就现身了—嘴角斜叼着他那根烟嘴。这是我在他的纸张文字背后经常会下意识地看见的。近读他为毕飞宇的《玉米》做的序言，再次领教了他以少胜多近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本事，寥寥千把字，《玉米》《玉秀》《玉秧》三篇小说的神韵毕现，毕飞宇几乎“束手就擒”。毕飞宇何许人也？九根绳子也未必能绑得下，文字滑腻如鳝鱼，意思有时难以捉摸如羚羊挂角一般，是拐弯抹角的行家里手，而敬泽偏有这本事，虚虚的一根草绳就绑了，还竟绑得毕飞宇舒服得不行。敬泽说：
玉米是贫贱的作物……但毕飞宇把这个词给了一个女人，他让“玉米”有了身体，美好的、但伤痕累累的身体，他还写了“玉秀”和“玉秧”，那是将要成熟的玉米和正在成长的玉米，从此，在“玉米”这个词里、在玉米的汁液中就流动着三个女人的眼泪和血和星光般的梦。
……所以在这本名为《玉米》的书中，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人”，令人难忘的人。姐姐玉米是宽阔的，她像鹰，她是王者，她属于白天，她的体内有浩浩****的长风；而玉秀和玉秧属于夜晚，秘密的、暧昧的、杂交着恐惧和狂喜的夜晚……
……通过对“极限”的探测，毕飞宇广博地处理了诸如历史、政治、权力、伦理、性别与性、城镇与乡村等主题，所有这些主题如同血管在人类生活的肌肤下运行。对我们来说，读《玉米》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
这是无形的、又实又虚的绳子，它的力量首先来自它自己的简练和精确、感性和生动。
敬泽的弹性还表现在对文学现实的反应能力上，这或许和他的“位置”有关，他是在“现场”的批评家，成天和作家挤来蹭去，没点儿耐受性和反弹力怎么行，但这弹性并不是让敬泽去搞文学里的暧昧政治，而是一个作家和批评家构成精神的交流对话的有机联系，一个反馈反应机制。在今天这样的机制是宝贵的，敬泽是以一个作家的“对话人”的身份出现的，这当然首先是因为他有这对话的能力；其次，自我的定位也是重要的，敬泽曾将他的批评活动的处境比喻为“纸现场”，表明他是这样设定自己的批评目的、角色、风格和语境的—就在“事故”的现场。这和“超视距”的批评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敬泽培养了自己的敏感，保持了锐利的“目击—反应”能力，而且用他的文字及时而准确地记下了我们时代文学的脉搏，让我们感受着它的体温和毛茸茸的身体，它的某根敏感微妙的神经。这恐怕是大多数蹲在学院或者研究所里的超视距的批评家们所不能做到的。
最后要说的是情怀，这大概已经属于多余了。一个批评家的品格高低，固然最终取决于情怀这个东西，但情怀也不是整天挂在嘴上、写在誓词里的，情怀是一个批评家认真研究问题的态度、能力、境界。调子不一定高，但程度一定要深。我认为敬泽是诚实的—对批评家来说这不是一个很低的要求，对批评的权力不肯滥用，是因为敬泽保守了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看法，看看他的新作《圣杯骑士或一种“小说”》就可以看出这种大与小的张力，张则张到极大处，小则小到极小处，在“主义”与“问题”之间、修齐治平和逍遥无为之间，我同样看到一个“弹性”的敬泽，这是个秘密—它实际上是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到的太多的东西都表明，那些鲜明的立场或者武断的判断，都离文学太远了。
我想到敬泽曾经很不自愿有点儿羞羞答答地承认自己也是个“知识分子”，不由暗笑，不好意思自有不好意思的理由，当代中国的紧张的语言方式与非此即彼的语境，常把很好的意思弄得不三不四，不由不叫人警惕，但这也正好给了聪明人鱼归大海的感觉，敬泽在当代中国的文字的沼泽林莽中左右冲突上下求索，拿着高于教授相当于白领的钱，做着给当代文化和批评原本紧张的肌肉和神经推拿松弛的工作，我认为是一件百分之百的好事，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两全—既达到了知识分子崇高的目的，又保持了自己的自在和尊严，这不是玩笑，而是出路。
2002年冬，济南舜耕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