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见识。这点最不好说，但衡量一个批评家是不是、好不好，见识当是第一位的。人的趣味不同，所以乃有见仁见智之分，但“见”出的“识”总是有一个大致可估算的量。在敬泽那里，当然也有不得不“抵挡”些个“巧言令色”的文字，但他的标准是一贯和严肃的，话说的艺术，但决不说过，比如他对莫言的一篇“失败”的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所作的批评，我以为就是中肯的，不为贤者讳，而接着在同一篇文字里他说《檀香刑》“是一部伟大作品”，我以为也是由衷和准确的，他用了近乎潦草的笔墨，就显示了其充足的理由：“《檀香刑》是21世纪第一部重要的中国小说，它的出现体现着历史的对称之美。”精准啊精准，“历史的对称之美”，这是个多么重要和根本性的问题，高瞻远瞩。敬泽接着说，
20世纪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世纪，我们学会了在全球背景下思想、体验和叙述，同时，我们欢乐或痛苦地付出了代价：斩断我们的根，废弃我们的传统，让千百年来回**不息的声音归于沉默。
而《檀香刑》标志着一个重大转向同样是在全球背景下，我们要续接我们的根、建构我们的传统，确立我们不可泯灭的文化特性。
这竟是“文学史的敏感”了，倒叫学院里的人有汗颜之窘。巨型的作品和一般的作品通常的区别便是在这里，但人们给予认可差不多都是事后诸葛。李健吾先生曾说“伟大作品的仇敌”，就是它“同时代的批评家”，竟也有例外，我坚信未来文学的历史必将印证敬泽的预言。
敬泽的批评可见是见识“溢出”的产物—这一点很具有分界意义，因为多数批评家的写作状态事实上是被外力“憋出”来的，读敬泽的书我没有这种局促的感觉，溢出的见识和憋出的见识怎么可能一样，这是从心所欲挡也挡不住地流泻出来的，空山流泉，白云出岫，挥洒点染，瓜熟蒂落，自是和挤牙膏逼驴上架不同。其实敬泽文字的总量中关于当前写作的评论比重并不是最大的，相反关于各种奇文逸事的感想倒是居多，古今中外，山南海北，兴之所至，一无“专业”限制，这恐怕是“地界”之大在暗起作用，所谓莽莽苍苍、生机暗藏。说敬泽是个文学评论家未免是缩小了其体积，实在地，他是个杂家。用杂家的见识来做文学批评，自然别有洞天。
尺子与绳子
下面的话要严肃点儿了，第三部分里我要谈谈敬泽的批评品格。“天花乱坠”—这是敬泽喜用的一个词，我想这也可以用来形容他的文字，他赋予了这个词以新的含义，这是上下飞舞，一夜春风万树梨花的豪华气质，当然也是飞星传恨暗香盈袖的迷离境地。敬泽的批评风格确难用一两个词就可概括：现场、有效、尖锐、简约、精准、风流、浮华、诚实、弹性……我可以将这样一大串平行的词语一直罗列下去，但忽然我感到有一个词是接近于准确的—“弹性”。对，是它了，敬泽的批评是弹性的批评，是弹性成就了他的批评以非比寻常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