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主体的营养不良，当然导致了批评的创造性、思想和精神的内涵以及艺术含量的稀薄。读了几本书，从其文章里大约一看便知，这应该不是夸张。而读敬泽的批评文字，首先令我吃惊的是他的阅读量，其过眼的作品之多，而他所看的无以数计的“闲书”“杂书”以致“奇书”，更让人狐疑不已。敬泽之牛气、之不正眼儿看人看事、之表情暧昧、之油滑俏皮、之上下云游海征博引滔滔不绝，概因为其心中之风云际会，肚子里之有玩意儿。这是真功夫，断不是装出来的。这才叫素怀野心，暗养扶摇之力，看看人家读的是什么书啊：“汉语中的梵音”—《长阿含经》，“黑夜之书”—《酉阳杂俎》，“永恒之城”—《东京梦华录》，“一世界的热闹”—《陶庵梦忆》，还有《板桥杂记》《笑林广记》《洛阳伽蓝记》《春明梦录》《云南相玉学》……一概的稗史野记、假语村言、鬼话狐禅。我真是打心里服气，这样的杂粮小户人家未必没有零星，但却常不知其贵，视之而不见，或者只是习惯地盯着那鱼肉白面，想着养足了力气还要急于出活儿而已，非“主流”的知识不取，却哪里知道正是这些东西，在某种意义上矫正了主流知识给我们带来的偏颇，正是这些荒诞不经，离传统意念上的文学和真实最近，最能激活人的经验世界与想象力。带着这些玩意儿，敬泽去解释文学，当然会有四两拨千斤的招数，有出奇制胜歪打正着的妙处。
不过，要据此以为敬泽只会些野招奇术那就褊狭了，所谓正经知识敬泽也一应不缺，只是不那么板着面孔去生用而已。我看到他一篇谈论“真实”的文章，叫做《印在水上、灰上、石头上—关于“真实”》，其实谈的无非是“历史叙事”的问题，但他却压根儿也没有提“新历史主义”的概念和理论，没有提不是不知道，而是完全“化掉了”—知识被经验化掉。同样一个理儿，让人家敬泽一比划，它整个就成了活的和原创的东西，如此直观和感性。敬泽说：
读《春明梦录》读到《战事奏报不足信》，只见咱们圣明神武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皇上半夜里被“特快专递”喊起，披龙袍，秉孤灯，“忽闻官军收河北，漫卷折子喜欲狂”！而我就比较纳闷，他们是否知道他们手里的折子其实就是一篇小说，是“军事题材文学创作”？
妙啊，妙。你看见那本玄之又玄的道理，在这里就变成了历史和身体共有的一部分，那奏报自是先已经拟好，在“历史”尚未发生之前就先已考虑了各种可能的结果，并且早已遵从着固定的“修辞格式”编定了，“历史”就是这样被“书写”和“叙述”出来的……它是真实的吗，是不真实的吗？这么点儿篇幅在福柯和海登·怀特那里还不定要费多少口舌呢，这就是“经验”超过“知识”的妙处吧？敬泽把新历史主义费九牛二虎之力还说不清楚的理论，用了寥寥数百的近乎“轻佻”的文字，就拨弄得淋漓尽致。
我由此想，“经验的含量”也许应该成为我们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标准，因为它和“知识”的向度正好相反，知识向着抽象、体制、脱出生命主体的空中蒸发；而经验则向着具体、边缘、深入生命和身体本身渗透，文学当然是建立在后者而非前者的基础上的，那么批评—我说的是“狭义”意义上的批评—自然也应该建立在经验的根本之上。否则批评家便根本无以与作家本人以及读者构成共同的体验与对话的资格，更不用说实践了，他的批评就是虚惘的。经验的含量当然也相应地是检验一个批评家能力的关键因素。在所有的经验中，生命经验显然应该居于首位，生命经验化解和融合进审美经验、知识经验以及所有的日常经验，使之变成一个非常综合的东西，这才是批评家应该背靠的，也只有这样，他才配得上解读复杂的文学文本，成为作家的知音。敬泽之招人喜欢，我以为正是由于他的批评中有足够乃至丰盈的经验含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