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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敬泽的意义我想不仅在于他实践着对批评本真之相的回复，而且还在于他实践着对批评如何更加亲近文本对象，亲近作家的精神世界，亲近读者的感性感受，并且维护自己的文学品质和“打造”出自己的个性魅力的目标。批评究竟能不能写成好看的东西，能写成多好看的东西？—这是敬泽下的一个赌注。这个问题具有普遍和重要的意义，敬泽可谓赢家，我因此想，我们的批评活动是否应该调整这充满歧途的方向—应该取两头而舍中间？“两头”是要么像文学史上那些真正的批评家那样，把构建自己的艺术理想或学术思想当作根本，而批评作家作品只是为构建这些艺术或学术的思想提供佐证和工具；要么就是真正和作家的作品“打成一片”、难解难分，使自己本身就成为具有“自足”的文学价值，包含着真正的文学要素、生命经验，而不仅仅是知识经验的活的“作品”。“中间”是什么？中间就是那些不上不下，既无理念又少感性、水比奶多、汤比肉多、空话假话比实话真话内行话多、二手的知识三流的眼力比老老实实的经验多……的批评。“两头”中的前者固然是少之又少，但后者的本色之义应该属于批评家之本分。我这么说当然不是要让我自己和一些那么好的同志失业，再给压力很大的政府添麻烦，总得吃饭生存啊！不过因此能引起点儿自惭，即便是有临渊羡鱼的想法而无见贤思齐的心思，也总比视而不见的好啊！

杂学与见识

文体的蓬勃疯长对他来说自然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批评的质核同样是重要的。我之喜读这般文字，还不仅在于他才华四溢的招式。他并非仅靠着卖弄一点笔头的“陌生化”伎俩和效果来看家，恰恰相反，他批评的“思想资源”和学术背景是异常丰富的，仅仅说是感性的批评家是不能敷衍的。别人我不清楚，对我自己而言，读他的东西是难免要“出点儿汗”的—当然是舒服的出汗。作为批评家，敬泽的“身体棒”，是因为他的营养好，一看就是吃肉喝奶更兼取杂粮长大的，有“大户”人家子弟的倜傥。这叫人嫉妒，可是有什么办法。“偏食”而导致虚弱，是当代营养不良的批评家们普遍的状况，这其中情况各不相同，几年前我曾经有一阵子折慕上海的一位胡河清，他是用了刻意的偏执来显示他的偏食，但文章竟然写得卓尔不群、风流备至，几年中他几乎是中和了那些年过于西腔洋调的批评流俗，给文坛带来了一股魏晋玄谈的风流诡气，但不幸此人英华早逝，令人掩面哭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当年读李劼的一篇《中国当代文化的共工篇》，曾不禁长吁短叹。胡河清君当然不是真正的偏食，他是故意用了一种偏食者的风格，来一扫批评界混乱的靡靡合唱。但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营养不良，却一直也没有得到纠正，问题当然是出在“时代”身上，我们时代的一切文化活动在90年代以来迅速地体制化了，批评界也不例外，它几乎被一种集体共谋的制度和规则同化了，批评逐渐成为了一个“学科”，大家画地为牢，各司其专，批量复制，凭着一点点理论的依据，演绎着大块而虚弱苍白的批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