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敬泽却站着，面孔清晰，因为他的文体。这是敬泽的意义，他用“出格”的大胆，将批评的样子“模糊化”了，让那些使批评的规格整齐划一起来的批评家们感到了茫然和自卑。敬泽所使用的一套“话语”“方法”因为其没规矩而显得生气勃勃，有了自己独具的一格，当然你可以说，这本来就是批评应该有的样子，批评无定法应是常态，过去好的批评家不都是如此吗，但即便是在20世纪甚至更早的批评家那里，他们的批评文体也还只是保持着“随意的本色”而已，有时是无意识的，倒不像敬泽这般“专业”。他是用了非常具有“反专业”色彩的做法，来实现他非常“专业”的职责和目的，用了最不像“批评”的文体，自由地进行他的文学批评。在文字的变节和篡改能力上，敬泽可谓奇才，像好的作家那样，他的“批评叙事”—请注意我用了这个词—也几近达到了“狂欢”的程度。我以为，敬泽的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功能，一些叙事性质的自觉的结合，是使他的批评具备了文体活力的根本原因，这样在解释方式未免是腐朽的，但我只能这么解释，这是对于敬泽的文学批评的文体功能与意义的“学术探究”。
批评能不能成为一种“写作”—不只是说理，还能够成为有趣和可观赏的“叙事”，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学创造？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却几无事实。“像”可能是比较容易的，“是”却不那么简单，严格意义上，批评像“杂文”和“随笔”在以往是常见的，但批评像“叙事”，类似小说的某些特点和功能，却是敬泽的大胆创举。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敬泽有写小说的才能，他对某一情境、处所、时空与人物关系等因素有特殊的敏感，其语言也充满了对动感和叙事效果的癖好，这当然和他长期做小说编辑的“职业反应症”不无关系，但做小说编辑兼搞批评的人肯定不是敬泽一人，况且大家做批评的谁不读小说？谁每天不在读文学作品？但谁会想到要下决心把批评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文学文本”？我想起先人在批评小说时，常常是在书的字里行间、在印刷的留白处写写划划，在和假定的作者、读者、知音人士进行对话，那也是一种“介入式”的批评，今人阅读时不免会把这些文字自觉不自觉地当作小说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产生一种类似于“解构主义”的情境；敬泽则差不多是反过来了，他自己的创作变成了主导的叙事或者“叙事的主线”，其中充满了实在的“事件性”与时空因素，而把原作中的诸般因素则当成了辅助，将它们“搅和”在一起，互相形成了另一种对话感应的关系，再加上他异常丰富的文学与生命经验的参与，感官、神经与身体这些实实在在的“主体”的不断印证，还有跳跃、切断、故意的混淆、叙述的伎俩等因素的拨弄调侃，他的批评就变成了一种“狂欢着的活体”—我很难用一个词来给它一个命名，但我得说它们给了我极大的阅读快感。某种意义上说，敬泽用他的“批评事件”和充满狂欢与游戏意味的文本探索了一种“批评的诗学”也未尝不可，他给这种因为种种的写作与利益制度而变得垂死的文体，输入了新鲜独特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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