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这个人看作是一个批评家，那他无疑是给批评增了色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中和”了当今批评的颜色，改善了现今批评的生态—他给一片灰蒙蒙的颜色上带来了一弯金黄或者一抹新绿，给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坪或庄稼带来了一丛丛生机葳蕤的丛林灌木甚至杂草。
这样说有得罪一大片的危险，但这是实话。读李敬泽的文字，我感到他使很多人正使用的一套文体和专业化的“话语”显得黯然无光—当然首先是使我自己。对我个人来说，敬泽的文字不仅促使我狐疑于自己一直信任和使用的一套家伙儿，而且完全有使我重新考虑“批评”之意义与性质的分量，使我对什么是批评，批评又是什么的基础问题产生了疑惑。
界临的文体或出格的面孔
首先我要谈的是他的批评文体。这似乎有点本末倒置，但问题的提出确实应从这里开始，事实也是文体这样的“形式”决定了方法和内容。他的批评活动与“常规”不同，说其文字是“文学批评”有时未免是勉强的—但这是按照时下的标准，我们查遍鲁迅全集也找不到一篇按照今天的标准看是属于“常规”的批评文字，没有一篇是附了“参考文献”、装了理论器具、加了“内容提要”和“关键词”的正经八百的文章，可是鲁迅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代批评宗师。这就事关对批评“文体”的不同理解和选择了，这可是大事，不能不说。幸亏不是在高校或者研究所工作，否则若是评职称的话，敬泽可要吃亏了，因为按照学院的标准进行甄别的话，我不知道他的批评文章里能有多少可以算作是“成果”的。
这当然是戏言。我感到敬泽是选择了一种带有“界临”色彩的、非常边缘的文体来作他的批评的。虽然批评家中也有不少能把文字弄得活泼散淡、感性丰盈的高手，但像敬泽这样“出格”的，我还几乎见所未见。怎么说呢，在他的丛林幽径和“天花乱坠”的山路上，我是经过了“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的梦游，才看见他站在万绿之中那一副闲怡自得的神情的，敬泽像仗剑的游侠，敬泽像携着书袋摇着团扇游山玩水的书生阔少，敬泽左牵黄右擎苍，溜着鸟儿扛着钩儿，敬泽举火洞悉煮酒邀月磨洗折戟吴钩辨认着前朝的沧桑，敬泽叼着他那根莫名其妙不知有什么来历的烟嘴……牛啊，敬泽把批评给玩成了这样恍眼的风景，像写小说一样地写评论，像弄散文一样地弄批评，简直一个哗然向然奏刀霍然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庖丁。
何以会有这样的洒脱？文体—我只能解释为“文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在文体背后是“作者”的倾向和意志。“作者”是什么？问问福柯，他说作者充其量不过是话语的作用之一。这太玄，但是通常人们对于文体是没有，也很难作出反抗的，批评什么样？批评家通常只是按照流行的和“合法”的样式去制作罢了，否则他就很难找到说话的场所和权利。而我们时代的各种健全的制度已经把什么格式都准备好了，你只须依规格行事即可。便是最好说话的办刊人也有人家办刊的规则和思路。一句话，文体早已经准备好了，作者是谁已经不太重要了，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所以我们便看到如今的批评家们不得不都操着相近的口音，用着相同的名词和理论，庖丁的游刃已然变成了杀牛的机械程序，产量和效益大幅度增加，而作者却面目全非，烂得一塌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