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可能的皮肉之灾，贼会有精神的痛苦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通常人们喜欢用一个道德化的眼光来将“贼”予以简单的处理，而不会顾及他是否也有内心的活动，更不会细想贼的某种“不幸的处境”与“心灵的斗争”。也就是说，人们通常不会把“贼性”与“人性”挂起钩来认识，而只是夸大它们之间的对立。但俄罗斯的作家安德烈耶夫对此却有他的理解，并且给了我们一个正面、奇妙而且富有哲学与道德内涵的回答—他写出了贼身上神奇而真实的、残酷而充满精神震撼的斗争，并且完成了一个精神的悲剧，一个富有启示的寓言。
这当然或许有宗教传统的作用，这样的悲剧，在我们这个民族似乎不大可能会发生，因为“罪与罚”“作恶与忏悔”这样的思维习惯与道德命题，通常不会那么强烈地困扰一个中国人，在我们这里，道德命题的显现，常常是以外力介入的形式出现的，即作恶的人遭到了“报应”，而作恶者很少会主动对自己予以道德谴责，甚至予以“自决”。而拥有基督教或东正教传统的俄罗斯人就会不太一样，他们的文学主题中会充满了类似的精神斗争与道德自罚的内容。
任何好的小说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寓言”，庄子说“寓言以广”，大意是说寓言性的叙述总是有很宽阔的拟喻性。对于《贼》而言，这个寓言的拟喻性不但宽阔，而且相当幽深，堪称一个“精神的寓言”，“贼性”的习惯与“人性”的诉求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这点上说，他的作者已不只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而具有了“精神分析”的意味。但这部小说是出现在19世纪的晚期，那时无论是“意识流”还是“精神分析学”都还远未显豁出世。所以《贼》可谓相当难得，也难怪鲁迅会推崇安德烈耶夫，认为他有至为深刻的一面。
但它仍然带了古典短篇小说非常强调的“戏剧性”意味：一个“下意识”的冲动毁了一场原本可以很愉快甚至“浪漫”的旅行—刚刚出狱的盗窃犯尤拉索夫在一个明媚的早晨，踏上了一个前去看望女友的、本可以十分体面的旅程，他渴望自己这时的身份再也不是偷偷摸摸的、坐过三次牢的乡下人费德尔·尤拉索夫，而是一个体面的德国人，一个有着会计师身份的瓦利切·盖利赫。这个预设的身份在他的脑海里非常强烈，使他此行的“角色感”非常强烈，他想象这次行旅“会像小鸟一样翱翔在天空”，而完全与一个“贼”的身份绝缘，好好地享受一场唯有正派人和体面人才能享受的情感之旅，尊严之旅。他身上带了足够的钱，希望能给他的女友带去快乐，何况，那个喜欢他的妓女还可以供养他，“他要多少就给多少”。然而临上车时，他还是抑制不住本能的“贼性”，“顺手牵羊”地偷了一位老者的钱包。
这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它使这位时而是“尤拉索夫”，时而又是“瓦利切·盖利赫”的贼先生踏上了一场错误的旅行。他身上难以抑制的“贼性”和他对“体面人”身份的渴望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得手或意外收获的得意和愉快，只是持续了一小会儿，很快他就陷入了人格破碎和道德危机的折磨中。我们设想，这当然是“作者的安排”，事实是，一个“老练的贼”当然也可以不动声色，泰然自若地躲过搜捕，因为毕竟没有人抓住他的现行，他要是不那么“高看自己”，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惯犯、一个屡教不改的贼，应该也不会翻船。但作者偏偏要让他陷入了人格的危机和道德的审判。而且还要以逐渐加重的幻觉、不断反复地自我掩盖与自我揭露的思想斗争的形式来加重危机，最后使之陷入崩溃。
然而真正的“文学性”和“教益性”也正是同时来自这里：不但小说家的思想影响了人物，而且人物自己也演绎了他的命运，使这个死亡变得必然和有意义，变成了一个人“灵魂的发现”和“肉体的毁灭”的统一，非常有戏剧性，有逻辑，同时又出人意外。小说家在完成了戏剧性叙述的同时，也升华了小说的道德境地，实现了对读者心灵的深度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值得佩服的还有整个心理过程的复杂、反复、幻感，以及与现实之间界限的含混与消失。在中间部分，有关尤拉索夫被逮捕的恐惧与想象写得亦真亦幻，写他对自己的道德宽解和精神折磨的循环往复，写他最后通向死亡深渊的心理进程，都十分细腻自然，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在终极的意义上说，文学永远不止是可以看见的“现实”，而应该是难以言喻的精神性的现象，或者说是精神的现实。只有揭示精神意义上的复杂状况，文学才会拥有它不可替代的品质和价值。而对于时下陷入了“问题写作”“表象现实”的中国作家来说，安德烈耶夫的深度和笔法，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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