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互信互利的新安全观、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以及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观都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古代为传播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深深影响着今天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古代就非常重视“软实力”。虽然古时并没有这个概念，但在实际的国际交往中，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运用这一理念去思考问题。在处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反对诉诸武力，即使战争不可避免，也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张“仁者无敌”、“以德服人”的协和万邦思想，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其影响力和吸引力在当时也是非常巨大的。19世纪4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开始暗淡。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人们又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内主张和谐社会，对外主张和谐世界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但只有文化还是不够的，我们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及其丰富的内涵。只有把这种内涵转变成真正的“软实力”才有价值。只有世界上其他国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和影响，这种“软实力”才得以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今世界的贡献，绝不限于东亚地区和经济领域，如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诠释，使之更具有现代精神，在世界范围内更具有价值整合功能，那么它将具有深远的全球意义。”[11]这就要求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交流。例如，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驻外媒体机构等。只有增进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道路、价值观念以及内外政策的了解，才能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才能使中华文化的“软实力”进一步得以提升。
五、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
文化外交（culturediplomacy）是“软实力”在国家地位和发展战略中重要性的一个体现，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学者把其称为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就是指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对外文化关系。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对外交政策结构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充分认识到作为传统外交的重要补充，文化外交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世界上最早研究文化外交的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塔夫兹大学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他认为：“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个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该国国内利益团体与另一国国内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以通信报道为职业的人如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通过这种过程对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造成影响。”[12]文化外交的行为对象是对象国的公众，行为主体是一国政府，行为方式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和舆论。这是文化外交不同于传统外交的本质特征，它得益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文化外交的重要作用是为了当事国之间国民的理解和沟通，在于它使一国的国家“软实力”得以实现和发展。
我国研究和重视文化外交的起步都比较晚，和西方国家比大约落后半个世纪。因此，我们必须虚心学习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建立健全文化外交的体制机制。我们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把我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道路等展示给世界各国人民，让世人对我国有一个真正、全面的了解，减少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和谐的声音。为此，我们“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文化交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加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建设”。[13]
六、争取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