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正经历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各种文明相互激**，文化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只有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优势，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弘扬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才能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才能捍卫我国的文化主权。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指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阐述了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途径，深化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体制机制，确保了文化建设人才队伍的有力支撑，加强了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行了全面部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只有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才能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格局中提升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从而夯实面向世界文化交流的基础。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首先，要树立文化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形成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以及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引导人们社会心理向着该意识形态要求的方向发展，就会出现各阶级、社会集团关系的不协调，引发社会矛盾乃至社会动乱。”[3]其次，要大胆实行文化开放战略，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文化上闭关自守当然也不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同样，人类各种文明的相互对话与交流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4]最后，要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后，国人在赞叹我国经济惊人的成就时，我们就越发感到我们在文化领域里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我国经营性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产业的份额实在是少得可怜，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还不如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收入；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让人们感受到了物质方面的满足，但也日益强烈地感受到公益性文化事业服务的短缺。“关系不顺、效率不高、管理不力、布局不优、机制不活，在挑战与竞争中暴露的中国文化发展困境，表面看，是落后的管理方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实质看，是传统的体制机制窒息了文化的内在活力。”[5]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党逐步确立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厘定了文化领域内的双重属性，明确了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和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在政府与市场的双轮驱动下，公益性文化事业越来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经营性文化产业为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越来越大，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正向我们走来。
二、提升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
世界上最早提出“软实力”（softpower）概念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这个概念自从20世纪90年代问世以来，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的高度重视。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国家实力的构成要素逐渐发生变化。相对于传统的经济、军事的硬实力，“软实力”的作用日益增强。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指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强制来实现所期望的目标和结果的能力。”[6]党的十七大把文化“软实力”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因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