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方新思想的广泛传入，近代中国的和谐世界理想也极大地超越了古代朴素的和谐世界理想，出现了既具有体现中华和合文化传统，代表中国人民向往平等和谐的良好愿望，又具有新兴思想气息的和谐世界理论。
康有为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曾积极倡导并促成了“戊戌维新”运动。康有为的思想没有停留在《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所阐述的封建改良思想上，在晚年进一步研究并撰写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同书》。在康有为看来，未来社会是一个没有单独的主权国家和专制制度的，民主的世界政治组织——世界政府。康有为认为，现存的国家不可避免会有国际的武装冲突，因而惟有消除国别，人类才能享有永久的和平。他设想，在大同社会中有三级政府：世界政府、“各度”政府以及农工自治政府。三级政府各有其作用，为大同社会人类所需。当全世界合并为一国时，所有的人都成为“世界公民”，以“公议为权”，选世界议会的代表和治理地方的政府。
近代另一个留下和谐世界丰富思想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孙中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他在创立兴中会、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的实践中，阐发了丰富的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思想，并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包含着社会和谐的崇高理想。孙中山特别强调“调和”与“和谐”。他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他举例说：“欧美各国从这种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事业发达以后，社会便极有进化，大多数便享福。”他还提倡“互助”。孙中山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而不在于竞争，如其他之动物者焉。故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也。”又说：“夫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者也。”孙中山的调和与互助思想尽管在实践中只能是空想，但在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调和”、“互助”之说就大有研究和提倡的必要了。[15]所以，胡锦涛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我们要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共同创造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16]
三、人类构建和谐世界的实践活动
1.欧洲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中的和谐世界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