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的落后不断衍生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使人第一次出现了自身的异化。从人的本质出发，人在自身发展中萌生并不断发展了要求和谐的意愿并将这一意愿转化为实践活动。这种对和谐的追求不断发展，并成为当代世界追求和谐的思想渊源和悠久传统。
一、世界和谐是古代朴素理想目标的核心内容
1.古代西方世界和谐的朴素理想
在西方，世界和谐的理念源自早期思想家对善和正义的美好追求和逻辑推演。
西方阐述世界和谐理念的学者，首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他在《理想国》中谋划了以“善理念”为思想基础、逻辑起点、最高目标的和谐愿景。他认为：“只有遵循善理念的指引，才能认识真理，而善理念本身，正是理性认识的终极、最高对象、最高的真理。”[1]因此，建立在他的善理念之下的和谐社会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柏拉图善的理念的核心又是正义，正义就是至善。据此，柏拉图认为根据他的正义观建立的“理想国”，必将是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如果人人能按照他的正义观的要求“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2]而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话，就能建立起他所谓的和谐安定的“理想国”。
柏拉图之后，斯多葛派哲学家芝诺则将世界作为理性主宰的统一整体，反对把人类分为希腊人与野蛮人，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都是世界的公民，没有种族、地域、等级的差别，形成了最初的世界主义思想。
欧洲中世纪时期，世界和谐的理念被笼罩在宗教神学的神秘面纱之下，使古代朴素的和谐世界理想成为笼罩在欧洲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世界主义阐述。基督教早期教父克雷芒、奥古斯丁等人提出的复兴论、普救论等就是宗教世界主义的萌芽，其要旨是上帝对全人类实施的惠泽是普世性的，不再是一地一隅、一种一族。他们关于“基督教的教赎普及全人类”的理念，特别是奥古斯丁关于“历史的终极是‘上帝之国’在人间实现”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古代西方朴素的和谐理想，既是出于理性的愿景，又与建立欧洲中心地位相联。
2.古代东方天下和谐的朴素理想
在东方，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造就了不同于西方的和谐世界理想。古代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最初起源于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自然哲学的领悟”，[3]涉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涉及国家之间的和谐。
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论述中，把自然界理解为一个阴阳和合的统一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自然界的本质是和谐，道的本质也是和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道是世界最高的存在。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秩序的基本认识。进而，中国古人提出，自然秩序创造了社会秩序，“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5]
儒家经典著作《礼记·礼运》篇对理想的大同社会的描绘，不是对未来的憧憬，而是对过去似乎存在的某个时期的追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种以“托古”的形式所阐述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实际上是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的描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