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格里高利圣咏”、帕勒斯特里那的《教皇玛切尔弥撒曲》、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我们可以体会到宗教的威严及其强大的渗透力，可以看到中世纪演变的脉络；透过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我们可以听到法兰西民族急促的呼吸，可以看到惊心动魄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摧枯拉朽、无所畏惧；透过吕其明的《红旗颂》，我们可以听到中华民族粗犷的呼吸，可以看到波澜壮阔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仆后继、赴汤蹈火；在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中，我们不仅能体会出他个人的悲凉的心情，而且能领悟出那个时代的痛苦的呻吟，领悟出俄罗斯最黑暗年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和内心挣扎；在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联卫国战争的惨烈、悲壮、崇高，不仅能看到肖斯塔科维奇个人的“孤魂”，而且能看到战争中的“所有亡魂”，不仅能体会出肖斯塔科维奇个人的悲伤之情，而且能体会出整个苏联人民的燃烧的**……“音乐展示给我们的，是在表面的死亡之下生命的延续，是在世界的废墟之中一种永恒精神的绽放。”（罗曼·罗兰语）如果说哲学是为历史留下的理论的反思，那么，音乐就是为历史留下的声音的注解。在我看来，音乐是人类的“心情”，是社会的“表情”和历史的回声。
从表面上看，哲学与音乐互不相干，实际上，二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哲学“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冯友兰语），而“只有对音乐倾倒的人才可完全称作人”（歌德语）；哲学的目标是使人追求并“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黑格尔语），而音乐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亨德尔语）。“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马克思语），如果说社会变革在英国首先表现为经济运动，在法国首先表现为政治运动，那么，在德国则首先表现为哲学运动，而“音乐是德国的语言”，“德国的最高表现，也许只有通过音乐才能鲜明地表达出来”（雨果语）。
历史上，黑格尔用哲学为法国大革命摇旗呐喊，贝多芬用音乐为法国大革命热情讴歌。黑格尔专门研究过音乐的性质和“特殊定性”，其哲学思想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感”，而且具有“最深刻的亲切情感”，贝多芬专门到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其交响乐不仅具有“最深刻的亲切情感”，而且具有抽象的哲学意义；不仅体现着贝多芬的“乐思”，而且体现着他的“反思”。如果说舒伯特是“音乐的诗人”，那么，贝多芬则是“音乐的哲人”。
在现代，施特劳斯根据尼采深奥的“超人”哲学创造出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力图运用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去演绎抽象的哲学形式；克尔凯郭尔在莫扎特的音乐中发现了“本真的自我”，所以，克尔凯郭尔关心莫扎特的“荣耀”甚于他自己的“幸福”，关心莫扎特的“不朽”甚于他自己的“存在”；布洛赫根据对音乐的研究写出了《音乐哲学》，力图在音乐这种艺术形式中发现超时空的精神；阿多诺则根据对勋伯格音乐的研究写下了《新音乐哲学》，从音乐的社会内涵和思想倾向中发现了音乐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功能，如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