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庆祝中国爱乐乐团的首个乐季以及乐团首次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亮相，余隆安排了菲利普·格拉斯（PhilipGlass）的大提琴协奏曲的世界首演，隆重其事。格拉斯是西方作曲家之中，少数打破古典音乐界限，受到大众爱戴的一位。但因为特别插曲，格拉斯的首演曲目被推迟了一点点。为了纪念李德伦先生，余隆在音乐会的开头，指挥巴伯的《弦乐柔板》（AdagioforStrings），这也是李先生挚爱的作品。《弦乐柔板》完毕后，全场默哀一分钟。
爱乐乐团弦乐部的水平如何，在这里很难听得出来，因为北京保利剧院这个场地存在局限。我们只可以感觉到演出精确，带有诗意，一气呵成。可是剧院的设计—楼座很深，过半的堂座头顶空间都被罩盖着，造出了堂座一半观众似乎身在一个沙堆之中（没有任何回响），而另外一半却有玻璃金鱼缸般的回声效果。在这个场地，是不可能辨认音色的好与坏的。
但是，就算坐在“沙堆”中，关乃忠1987年创作的二胡协奏曲的效果，仍是相当突出。虽然关乃忠在北京出生，其职业生涯却在香港度过，所以他的音乐风格也反映了这种由北至南的迁移。就像香港的流行音乐把原有的、带有特征的棱角磨得光滑，这首作品注重表面功夫，忽略内涵。关乃忠的音乐与几位善于把二胡与西洋配器摆在一起的香港作曲家们（如陈锦标、陈庆恩）源出一辙：把焦点放在二胡的弹奏技巧，避免不协调和弦影响演奏时表面上的优雅。相对来讲，中国传统音乐与关乃忠的音乐风格的关系，就像美国蓝调经过好莱坞的电影过滤后，已被淡化了。可是，关乃忠的曲式处理，要比他的香港同行好得多。这首作品与帕格尼尼有共同点：它像马可·勃罗的音乐化身，在不同的文化中穿梭。
这首由于红梅担任独奏的二胡协奏曲与格拉斯的大提琴协奏曲，相映成趣。格拉斯这首作品可以肯定是这位主要作曲家的次要作品，类似他近期写给两位定音鼓手的《协奏幻想曲》（ConcertoFantasy）及写给风琴、迪吉里杜管（didgeridoo）与朗诵者的《声音》（Voices）。作曲家最具标志的音乐风格尽显—重复的琶音、持续音，还有他特有的渐进配器方法（这几年，格拉斯好像把柏辽兹配器法吞掉了，通过一首又一首的作品慢慢地消化）。
作品是一位居住在北京的外地商人委约的，送给大提琴家朱利安·劳埃德·韦伯（JulianLloydWebber）作为他50岁的生日礼物。但是，这位大提琴家却是整个委约作品计划之中最弱的一个环节。就算演奏得最出色的时候，韦伯的技巧仍欠流畅，节奏不够稳固；演奏到最糟糕的段落，他连拍子都掉了，拖累了整个演出的阵脚。
格拉斯的音乐不太要求演奏者演绎旋律与和弦的精密技巧，但他在节奏方面的要求却接近无理苛刻。在一些一直以来都比较忽略节奏的音乐文化中，这个特征更具挑战性。这样说吧，虽然乐团没有演过格拉斯的作品，也可能不太知道他的国际地位（一位团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想了解格拉斯曾否是一位“百老汇”作曲家），中国爱乐乐团这次演出，算是胜任的—尤其在第三乐章，当格拉斯运用了很多不同层次的复节奏。普通的美国乐团要是演奏这个乐章的话，很有可能会垮下来。
余隆当晚担任指挥，成功地把音乐的强弱对比与配器层次感展现出来。美中不足的是，演奏缺乏了音乐内在的动向感，因为这才是真正推动格拉斯音乐的关键（无论是作曲家的杰作还是次要作品）。格拉斯本应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的特别嘉宾，可惜因为“9·11”事件带来的紧张局势，作曲家取消了这次中国之旅。我们忍不住猜想，要是大师亲临北京，并与团员交流自己的创作观点的话，首演的效果又会怎样呢？
